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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在后来的岁月里，戈林每当想起在精神病院中的日子，就不寒而栗。他清楚地记得，在当时他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看到卡琳绝望的表情时，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深渊之中。当他被送进一个单人病室中时，那几个送他进来的医生和护士的眼神，分明是在无声地提醒他：

　　你的一生已经完结。他大声地向医生叫喊着：“我不是疯子，我没疯！”他努力使神智保持清醒，拼死拒绝用于建立精神病档案的拍照。

　　这一痛苦的经历大约历时有一个月之久。经过检查，排除了戈林患有精神病的怀疑。

　　10月7日，戈林终于通过了医生的全面检查，出院了。临走时，他要求主治医生乌洛尔·金伯格教授写下如下一份证明：

　　兹证明赫尔曼·冯·戈林上尉在自己的要求下入隆布尔医院治疗，入院时和入院后均无精神病症状；出院时一切正常，亦无任何精神病的症状。特此证明。

　　隆布尔医院1925年10月7日乌洛尔·金伯格教授签名

　　戈林在得到这份证明时，欣喜若狂，简直就像当年他得到那枚“蓝色马克斯”一样。他不再感到绝望，生活重新向他招手，命运又仿佛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向卡琳说，他要站起来，要获得他努力争取的一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戈林出院后，托玛斯经常到他妈妈的小公寓里来，“戈林叔叔又变得有趣了”，他对他的父亲尼尔斯说。但尼尔斯仍告诫小托玛斯，不经他的同意不许往卡琳那里跑。托玛斯为了避开父亲的监视，开始逃学。学校将托玛斯学习成绩日渐下降的情况通知了尼尔斯，为此尼尔斯向卡琳提出了警告。卡琳大为恼火，认为尼尔斯吹毛求疵，企图剥夺小托玛斯与她见面的权力，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获得小托玛斯的监护权。尼尔斯也不肯善罢甘休，他委托了一个私人侦探，找到了戈林吸毒的证据。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法院终于判定戈林与患有癫痫病的卡琳不适宜管教托玛斯，驳回了卡琳的上诉。卡琳不服法院的判决，准备继续上诉。

　　在再次上诉之前，卡琳请求戈林进行彻底的治疗。无奈，戈林只好又一次走进了隆布尔精神病医院。医院在他入院的病志中记载：“病人病情减缓，但情绪波动大，以自我为中心，敏感，后背痛。”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戈林又获得了这样一份证明：

　　应住斯德哥尔摩市厄登加坦23号的赫尔曼·戈林上尉本人的要求，本院为他进行了停用优可达的戒毒治疗。病人于1925年5月4日入院，6月5日出院。出院时，病人已完全停用了上述药物，也没有用任何鸦片衍生物的情况。以名誉和良心证明。

　　8月末，卡琳就孩子的监护权问题上诉，戈林也给法院写了一封信，言及他以前的地位和战时的“英雄壮举”，并声称愿意接受任何医疗和精神病的检查。但是，法院仍驳回了卡琳的上诉。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戈林在斯德哥尔摩的社交界销声匿迹。他在德国的同情者为他找了一个为拜尔发动机厂在斯堪的纳维亚推销飞机发动机的工作。在无聊和失意中，戈林又度过了一段时光。但无论如何，戈林对德国的事情也不能忘怀，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在德国的“同志们”早已将他忘记，他的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一些曾经与他共过患难的党内上层人物，对他在政变失败后的行为不肯原谅——只有他一个人在国外寻欢做乐，而别人，包括元首在内却在坐牢！戈林有苦难诉，他知道他在这些年的流亡生涯里，由于纳粹的缘故所遭受的一切，只有在他回到德国，见到希特勒才有可能当面分辩得清。1927年1月，戈林在瑞典的托恩布拉德自动降落伞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他又获得了在德国销售的特许权。这佯，戈林就要回到阔别3年多，令他魂绕梦牵的德国了。

　　戈林感到遗憾的是这次卡琳无法与他同行，因为日益严重的心脏病，卡琳被医生告诫，只能静养，不适于远行。当戈林乘坐的火车徐徐离开斯德哥尔摩车站时，卡琳倒在了她姐姐范妮的怀里，尔后被送到一家医院抢救。戈林和卡琳都以为这次是他们的永诀。

　　在一个寒风萧瑟的冬日，落拓潦倒、囊空如洗的戈林回到了柏林，没有人迎接，没有人问候。狼狈不堪的戈林思忖再三，决定去罗姆那里。尽管卡琳对戈林这位粗鲁并具有同性恋僻好的伙伴一直极为反感，但他实在无处可去，只能去投奔昔日的伙伴们。里希特霍芬中队的老兵们居然在戈林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借口戈林的战绩并没有得到证实，将他排除在老兵协会之外。

　　罗姆将戈林安排到音乐家施特雷克那里。施特雷克让戈林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每天早晨在女佣打扫房间之前起床。在施待雷克那里小住了几天之后，戈林才下决心动身与希恃勒见面。

　　戈林第一次与希特勒见面，希待勒对他这位昔日的助手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只是劝他先在柏林的社交界站庄脚，其他问题以后再说。戈林在希特勒处仅仅呆了一会儿，希特勒就借口还有事情，将他给打发走了。戈林回到施特雷克那里，向主人表示了谢意，就在柏林的库菲斯腾大街的一家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在这一时间里，戈林与一位名叫保罗·克尔纳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戈林只甲三言两语便赢得了他的好感和崇拜。此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便成了戈林的司机和秘书，他每天用自己的汽车将戈林送到各处去推销降落伞。纳粹党那里对戈林的到来仍然保持沉默，戈林似乎对回到纳粹党中已不像在瑞典时那样急不可耐。他在给卡琳的几封信中，都流露出要在平凡中了此一生的念头。卡琳透过戈林来信的只言片语敏感地意识到，她的这位郎君肯定又犯了毒瘾，否则不会这样自暴自弃。

　　卡琳心急如焚，但又不能到德国去，因为她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医生告诉她，她的病情几乎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尽管在这种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卡琳对远在德国的戈林仍然关怀备至，并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他以帮助。她几乎每周都要给戈林写一封信，让他将情况如实地吉诉她。戈林确实如卡琳所想的那样，他的毒痛又一次复发。虽然，戈林也曾为战胜毒魔做出过努力，但是他失败了。在他离开瑞典还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又一次陷入可怕的深渊之中。9月，戈林回到了瑞典，再次因“滥用吗啡，每日剂量40～50毫克”住进隆布尔精神病院，接受戒毒治疗。

　　圣诞节前夕，戈林出院了。卡琳对戈林又是一番耳提面命，告诫他不能就这样认输，他必须与希特勒摊牌，让希特勒对他的事情真正重视起来。

　　1928年的1月，戈林又回到了柏林。尽管戈林此时还以推销降落伞为职业，但他早已不把这项工作当回事。他密切地关注着即将开始的德国国会选举。

　　戈林在纳粹党即将提出候选人的前夕，突然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要求与希特勒谈话。希特勒似乎对戈林这个自己当年的追随者怀有一定的内疚之感，因此答应了他的请求。戈林开门见山地告诉希特勒，他要作为纳粹党的候选人参加竟选。希特勒先是不肯，对戈林推说，由于他离党的时间太长，恐怕党内其他的人不会同意。戈林说，他对纳粹党的忠诚始终没变，将他从党内除名是一些妒忌他的才干的小人摇唇鼓舌的结果。他不承认将他除名这一事实，因为他比现在一些身居高位的纳粹党人对这个党的贡献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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