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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为了报答戈林，他每次都将占领军当局没收的艺术品的情况和巴黎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信息提前告诉戈林，请戈林决定如何处置这些艺术品。这佯，戈林往往捷足先登，将有价值的艺术品一股脑装入他的专列“亚洲号”，希特勒的“艺术教授”汉斯·波斯和卡尔·哈伯斯托克连看都来不及看一眼。

　　纳粹上层的一些人对戈林的行为一开始就颇有微辞。在1940年10月下旬，纳粹司法部长拉斐尔·阿利贝尔曾就戈休9月份在巴黎搜掠艺术品的行动，向巴黎的德国占领军司令艾尔弗雷德，斯雷休斯将军提出过异议，但得到的回答是“帝国元帅的事情我们无权干涉”。而希特勒的代表罗森伯格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不满，他只要求给搜集到的艺术品拍照、分类、存档，以备希特勒在未来有可能进行的和平淡判中，用作讨价还价的砝码。

　　戈林没有希特勒那么多想法，他只牢记他的货币代理人能够打开任何一家法国银行的金库，因而他在艺术品市场从来都是出手大方。巴黎的艺术品商人也都知道，同戈林做生意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钱，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笔钱是从他们的国库里拿出来的。戈林是用法国人的钱“买”法国人的东西，这同掠夺没有什么两样。

　　11月4日，被不列颠战役拖得疲惫不堪的戈林来巴黎散心，法国维希政府专门派官员接待了他。次日，戈林在人们的前呼后拥下来到了举世闻名的卢浮宫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马赛尔·奥伯特教授代表“全法国的艺术家们”

　　感谢戈林在德军进攻巴黎时，下令禁止轰炸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在参观中，戈林对几件雕塑作品流露出非常欣赏的意思，特别是罗丹的青铜雕塑《泉边号角》。参观结束后，他命令罗丹的铸造工罗迪尔为他复制一件。

　　戈林对卢浮宫中的藏品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因为他知道出于政治目的，希特勒禁止任何人染指这些宝物，而法国犹太人手中的艺术品则不在此列。这次来巴黎，戈林最想看到的就是在卢浮宫网球场大厅中存放着的，希特勒的代表罗森伯格搜罗来的一批珍品，即从逃亡的犹太巨商拉扎尔·威尔斯泰因那里得到的302件艺术品。看过之后，戈林让他的随从将其中的4副绘画作品从墙上摘了下来，并用一种威严的，不容置疑的语调对罗森伯格的工作人员说，这几幅画他将带回德国。

　　当看到罗森伯格的工作人员表示为难时，戈林对他们说，你们会接到收条的。当天晚上，戈林发布了一项指令，对在卢浮宫负责管理没收的犹太人的艺术品的工作人员的任务作了规定：一是为这些艺术品分类；二是为元首和帝国元帅选中的艺术品装箱，“在德国空军的帮助下”迅速运到德国；三是拍卖剩余的艺术品。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戈林最后又规定：“拍卖所得将交给法国政府，用于对战争死难者家属的抚恤。”这笔钱究竟用于何处，别人是无法过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戈林更是为所欲为。1941年2月4日上午，戈林的两位艺术顾问——安格雷尔和霍弗，得知网球场大厅又来了一大批新搜出的犹太人藏匿的艺术品，立即报告了戈林。戈林让他们去作进一步核实，安格雷尔和霍弗很快回来告诉戈林情况属实。第二天一大早，戈林就急不可待地带着这两位艺术顾问和大批的随从去了那里。戈林一行刚一登上台阶，两名德国文职官员闻风走出迎了上来。这两个人戈林都见过，一个是驻巴黎德国陆军美术品委员会主任、大名鼎鼎的弗里茨。沃尔夫·梅特尼希伯爵，另一个是分管网球厅艺术品的官员本杰斯。戈林傲慢地告诉他们，他要参观一下“阿拉丁岩洞的珍宝”，他们两人显然对帝国元帅的“参观”有些不安，但谁也不敢阻拦。戈林对这批藏品极感兴趣，他饶有兴味地边走边看，发现能看上的东西，就在上面留下记号。本杰斯疑惑地问戈林：“这是什么意思？”戈林告诉他，他将把这些打过记号的艺术品运回德国。

　　本杰斯结结巴巴地对戈林说，“拿走这些东西，在法律上也许会惹出麻烦，另外，法国政府也会提出抗议。”

　　“德国驻巴黎的军事总督卡冯·施蒂尔普纳尔将军就被没收的犹太财物的处理问题又签发了一个文件，规定这里的艺术品的处置将由陆军部负责。”

　　梅特尼希补充说。

　　听了他们两人的解释，戈林不禁大怒，他咆哮着喊道：“我的命令高于一切！”他指着本杰斯说：“你就按我说的办。”本杰斯膛目结舌，不知所措。梅特尼希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

　　戈林拿过一张纸草草地写下几行字，把它交给了本杰斯，然后，和颜悦色地拍着本杰斯的肩膀说：“亲爱的本杰斯，外交和法律上的事情由我来操心，”他突然又提高了声调，“我就是这里的最高法律权威。”

　　戈林一行走出大厅后好大一会儿，本杰斯才缓过劲来。他将戈林留给他的纸条打开，见上面写道：

　　1.所有标有“H”的画是给元首的。

　　2.所有标有“C”的画是给我的，外加没标记的柳条箱。

　　3.所有特殊的黑色柳条箱是给元首的。克里斯塔护士有钥起。

　　另：我的东西——画、家具、银器、挂毯送到我的住处。

　　在巴黎沦陷的4年里，逃亡法国的德国犹太富商和法国的犹太富商的艺术财富，通过设在卢浮宫网球场的这座纳粹珍宝库，源源不断地流入戈林的艺术收藏室中。应当承认，纳粹基本上没有公开掠夺法国非犹太人的艺术品，到后来，对从犹太人手中夺来的艺术品，也要公开标价拍卖，尽管买主往往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戈林。为此，纳粹工作人员还聘请了一位奴颜婢膝的法国教授雅克·贝尔特伦德，专职为艺术品估价。身为法兰西版画家协会主席的贝尔特伦德慑于戈林等人的淫威，每次估出的价格都低得荒唐。有一次，他给马蒂斯的两幅画、莫迪格里阿尼和雷诺阿的各一幅肖像画的总估价仅为10万法郎当时约合500美元，毕加索的两幅画估价仅为3.5万法郎，华托的名作《风流景象》为3万法郎。戈林对此非常满意。既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又不想落下恶名，贝尔特伦德帮了他的大忙。不过，戈林及其同伙的举动无异于掩耳盗铃，以低廉得出奇的价格“买”走珍贵得惊人的物品，至少不能算作公平交易吧？对这不公平的交易背后的名堂，人们有目共睹，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

　　戈林时刻注意着巴黎艺术品市场的动向。每当得到那里出现值得他收藏的东西的消息，他都要亲自去看。他的“亚洲号”经常处于待命状态，以便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心急如焚的帝国元帅送到巴黎。在巴黎和柏林盛传着身为帝国元帅的戈林，经常像黑社会的头子一样，保缥身前身后簇拥着他，在黑市同那些“最不可靠的通敌艺术商人、声名狼藉的律师、类似商人的评估专家们”做着见不得人的生意的“谣言”。也许戈林听说了这些传言，他尽量不再采用毫不掩饰地掠夺的方式，而是设法找到一种至少表面上看来公平一些的交换办法，拿走他想得到的东西。对有些珍品，戈林甚至肯出令时人咋舌的大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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