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残志坚-罗斯福(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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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总统特别助理　　霍普金斯受人赞，既有卓识又有胆；　　全心全意为国家，贡献之大难说完。　　在罗斯福的朋友中，关系最密切和帮助最大的要属路易斯·豪和哈里·霍普金斯了。作为罗斯福的智囊和“参谋长”，路易斯·豪成功地帮助罗斯福参加总统竞选，并最终把他送进了白宫。但不久路易斯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罗斯福夫妇是非常悲痛的。继路易斯·豪之后，霍普金斯成了罗斯福的高参。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间，可以说，罗斯福的每一项重大决定和任何困难问题的解决，没有一项不是在霍普金斯的参与下完成的。他既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又是罗斯福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当霍普金斯作为“客人”住在白宫的那几年，他一般被认为是为总统出谋划策的“危险人物”。仇视他的决不只限于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内阁内外，罗斯福最忠实的朋友和同事中，也有不少人极不喜欢霍普金斯，对他享有实际权力和影响的特殊地位，甚为不满。许多人奇怪，为什么罗斯福要把他留在身边。　　对于这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总统特别助理，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对国家的贡献之大，哪怕作个粗略的估计也是困难的。”罗斯福有意识地培养这位有识之士，向他灌输政治和军事的艺术和科学，然后委之以决策大权。这除了总统喜欢他，信任他，并需要他之外，没有其他解释。霍普金斯来自中西部玉米地带，是一位福利工作者，习惯于把钱看作一种应该尽快花掉的东西。他是一位放荡不羁而又富于韬略的革新家，在出身、教养和待人接物方面都与罗斯福大相径庭。但是，他身上的一些素质，包括某些令人惋惜的缺点，却得到了罗斯福的欣赏和喜爱，这原因之一可能只是因为这些缺点太不一般。对他们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之一，是观察深入的美国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拍在1938年写的一段话：　　“许多新政派人物的死板固执，使罗斯福感到讨厌。霍普金斯决不如此。他天生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提出要求，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退让，什么时候跟罗斯福直截了当打交道，什么时候得绕一些弯子……霍普金斯灵活、机警、精明、大胆、有见地、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这样一个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必然得到罗斯福的宠爱。” 　　在战争期间，霍普金斯的功勋尤为卓著。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总统把功绩优异勋章授予霍普金斯时，陆军部在嘉奖令中说他为解决战争面临的多种问题表现了“洞察一切的判断力”。舍伍德说，“这话对霍普金斯实在太妙了——洞察一切的判断力——这表明他现产问题深入敏锐，并表明这种观察力后面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以及继之而来的战争年代中，霍普金斯认为他的工作，他应尽的天职，就是去找出罗斯福真正需要什么，然后寻求途径，使一切困难，哪怕是罗斯福本人可能出现的动摇，也不足以妨碍它们的实现。霍普金斯决不会犯威尔逊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犯的错误。豪斯自称对威尔逊总统的心理比总统本人掌握得更透彻，因而使他与威尔逊之间出现了致命的裂痕。罗斯福可以把任何使命委托给霍普金斯，派他前往五角大楼或唐宁街，而绝对相信霍普金斯不会单凭臆测，就对首脑的政策或意图吐露一句决定性的话。对罗斯福判定的范围，霍普金斯决不擅自越出一步。　　霍普金斯首次访问莫斯科是在1941年7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还不到1个月，当时罗斯福曾致电斯大林：“我要求你对他完全信任，就像你直接与我谈话一样。”在那个时候，罗斯福还从未与斯大林有过个人接触，但是斯大林相信他的话。斯大林与霍普金斯谈话之坦率，是他对以前来自西方世界的战时使节从未表露过的。值得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并未携带罗斯福要他怎么说成怎么做的任问书面指示。罗斯福常常说：“哈里是实现我的意图的理想使节。他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外交礼节’。任何官样文章碰到他，都会被他打个落花流水。他跟一个外国要员谈话的时候，知道怎样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把脚搁到会议桌上，说道：‘啊，是吗？’他正是这种以超纪录的迅速抓住问题实质的能耐，使他获得了丘吉尔的欢心。” 　　丘吉尔对此也有同感，他说：“我曾参加过几次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行政要人有20人或者更多。每当讨论茫无头绪，在座的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哈里·霍普金斯总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性的问题：‘的确，总统先生，这就是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我们是不是要谈谈这个问题呢？’结果，他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受到重视，大家一重视，问题也就获得解决了。” 　　一次，丘吉尔、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宫楼上椭圆形办公室共进午餐。他们商量当天下午的正式会议上将提出讨论的重大问题。像往常一样，罗斯福和氏吉尔谈起来总是漫无边际。这时就得靠霍普金斯把这些翱翔天外的想象拉回到地面，以便考虑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这么做的时候一贯是单刀直入的。于是，丘吉尔回头对他说：“哈里！战争结束以后，英王陛下政府打算报答你，授予你一个贵族称号。”霍普金斯有些不愿意地回答说，贵族院议员的头衔，他并不渴望。但丘吉尔马上接口道：“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称号。你应该被称为‘抓根本问题勋爵’。” 　　尽管霍普金斯为工作废寝忘食，身体又长期虚弱，但他还是向往生活的乐趣。他爱好赛马、看戏、逛夜总会，爱好与时髦、漂亮、才气横溢、好寻欢作乐的人在一起。和他作对的报纸骂他是“浪荡子”，他听了反而高兴、自豪。他觉得那使他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总统的保健医生麦金太尔将军有一次说；“我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要使哈里感觉到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只要他认为他已恢复健康，他就会跑到市里去，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梅奥医院。”罗斯福对这位任性的朋友这些逢场作戏的行为，感到有趣，但词时对他的健康也相当忧虑。他的态度既像一位溺爱子女的父亲，又像一位亲密的兄弟，对他的任性虽然觉得可以宽恕，但为了他的健康，对他的活动又认为必须严加约束。　　1939年5月21日，正当霍普金斯因多次病魔缠绕、卧床不起的时候，罗斯福既含蓄又幽默地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哈里：好孩子！教师说你增加了两磅。2磅等于2元。希望你继续有所增加，把收入存入小小的储蓄所。”信中夹着两张1元的钞票。8年之后，他不在人间时，钞票还夹在那里。据认为，霍普金斯留下的财产，除了这点钱，恐怕就不多了。他一生虽然生活任性放荡，但可以为众人慷慨解囊，从不聚敛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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