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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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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最高军事机关内，还充满了懒散的气氛。在蒙巴顿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一位参谋人员竟然满不在乎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说自己的一本侦探小说似乎前些天忘在这个房间里了，询问蒙巴顿注意到了没有。同时，老手和新人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出来。研究东南亚问题的老手们认为最高统帅从伦敦带来的参谋们鲁莽、傲慢和不稳重，而后者也在寻找对方懒惰和低效率的现象作为回敬。蒙巴顿按照此前在联合作战总部的作法，把来自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参谋人员合在一起，组建了联合参谋班子。这引起了当地各军种负责人的不快，并感到别扭，因为他们已习惯于掌握和使用自己的一套参谋班子。摩擦肯定会出现的。“但是，蒙巴顿和我合作得很好，”驻印英军司令奥金莱克这样说，“我认为我们制止了摩擦。”其实，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很冷淡的。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见中，蒙巴顿感到对方“似乎已经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堵冰障”。 那位韦维尔上将这时也仍在印度，伦敦给他的职位是出任印度总督。他和蒙巴顿的气质、作风都不相同，简直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虽不反对蒙巴顿来此赴任，但仍疑惑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英国内阁中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利奥·艾默里，似乎预见到他们之间会产生一些隔阂，曾写信给奥金莱克，告诫他伦敦希望“总督、蒙巴顿和你将成为不可分离的三驾马车”。“蒙巴顿和他的参谋人员们正在安顿下来，”奥金莱克回答道，“当然，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获得情报和帮助。只要我在这件事上仍然有发言权，我想我们会尽力而为的，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如果说初来乍到的蒙巴顿，在德里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些棘手和不愉快的话，那么，那些战地指挥官则对蒙巴顿的到来表示出了真诚的欢迎。时任新编第14集团军军长的斯利姆中将后来回忆说：“当我见到蒙巴顿勋爵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形象和举止会极大地鼓舞官兵们的士气。他出身于海军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失望，相反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希望进行两栖作战行动。当然，我发觉他有些过于乐观了，不过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正确地提出应该从我们战线的南部进行两栖攻击，而不是从北面慢慢地推进。”他们支持和信赖蒙巴顿来领导自己的部队。 蒙巴顿上任10天后，决定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中国战区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他知道，重庆方面对英国人怒气冲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保持着同海外的联系。英国丢弃缅甸，使中国丧失了“国内战场的唯一的国际供应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10万吨军用物资来不及运走，对此蒋介石异常震怒；随后，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以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蒋介石又指责英方背信弃义，要求英国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重庆方面便立即丧失了90％的军需品和工业必需品，从1942年4月起，国统区要获得援外物资只有通过印度空运，穿越危险的“驼峰地带”（即喜马拉雅山）运至重庆，但维持这条航线的运输机很少，运量也十分有限，远远不能解决国统区的军需民用。因此，蒙巴顿觉得此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有必要拜访和安抚一下蒋介石。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情报部门在最后一刻得知，日本战斗机正在注视着最高统帅的行踪。因此，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飞行不得不推迟到天黑以后，晚了5个小时。抵达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但几位中国将军依然在机场迎候。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次不无理由的失礼深感内疚。”在机场上，他还见到了前几天刚刚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此时，史迪威与蒋介石已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正在争取得到白宫的同意，打算马上解除史迪威在中国的职务。 走下飞机后，蒙巴顿乐呵呵地要拉史迪威合个影，一脸阴郁的史迪威却摇着头表示拒绝，蒙巴顿惊讶地间：“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合了影，那个‘花生米’也会不喜欢你的，他要解雇我。”史迪威生气地说。“花生米”是史迪威给蒋介石起的绰号，除了在中国将军们面前他不敢随便地叫外，跟西方同行们聊天时，他总是这样放肆地称呼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那样的话，我们就更要合个影了。”蒙巴顿轻快地说完，还是拉住史迪威让人给他俩拍了张合影照。 中国和日本交战已有6年之久。国内西南的大部地区虽并没有沦陷，但国民经济和管理状况却一片混乱。在乘车去市内下榻宾馆的路上，蒙巴顿想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对中国战时首都的描绘：“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几年来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都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几乎见不到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 现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描绘。在车上，史迪威还以中国通自居，向第一次来重庆的蒙巴顿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这里的见闻和感受，尽管他对其他人也讲过多少遍了。“迪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民族。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了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见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口，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 做为皇族子胄的蒙巴顿，从小生活优裕，自然无法去想象和体验史迪威所说的一切。对于美国方面一直主张应积极援华，无论是丘吉尔还是他本人，也向持不同的看法，至少要等一等再说。他岔开了话题，跟冷峻、木讷的史迪威讲起了笑话，不知不觉间，汽车驶进了国民政府专为接待外国贵宾而修建的一幢花园别墅内。 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早已等候在那里，为蒙巴顿接风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近乎奢侈。平民和大兵出身的史迪威历来看不惯中国官场上的这一套，从他的表情上能够觉察得出来。不过，蒙巴顿却得心应手，令陪同他参加宴会的其他英国人赞赏不已，认为他的举止十分得体，只有曾多年在华工作过的罗布森中校不太满意。罗布森深诸中国式的客套，他认为在经过一番谦让之后，蒙巴顿不应在何应钦之前在宴会桌前就座。他抱怨说，勋爵应当继续推让。并且，他在宴会结束后，立即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蒙巴顿。蒙巴顿后来这样写道： 在此后的访问中，我们一直为主人是否应先于我入座而 互相争让着。直到快要吵起来的情况下,我才不再坚持了。这 显然堪称礼仪之最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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