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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当晚8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蒙哥马利举行告别宴会。晚会后，蒙哥马利对斯大林说，他愿意穿戴上华西列夫斯基和苏联陆军送给他的礼服和帽子，像俄国元帅那样向大元帅致敬。斯大林非常高兴，一定要和蒙哥马利合影留念。照完相后，斯大林问蒙哥马利下一个节目喜欢什么，要不要听些音乐或在他专用的放映室看电影或到城里剧场去看戏？蒙哥马利说，他想回家睡觉。当时已是晚上10点，第二天一早他要乘专机回伦敦。斯大林说：“很好，让我们都回家睡觉去吧。”

　　在苏联的耳闻目睹使蒙哥马利得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国已精疲力尽……我认为俄国根本不可能进行一场对付盟国联合力量的世界战争，对此，俄国人也是十分了解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以便恢复。我的结论是，它将非常仔细地注视形势，确保不因外交上的疏忽大意以致在任何地区‘越界’而触发一场它所不能对付的战争。我认为，俄国要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有取胜的机会，得在15年到20年之后。”

　　尽管蒙哥马利得出了苏联不会进行战争的结论，并感到可能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但他继续坚持建立强大的英国应急部队，以防来自东方的攻击。1948年1—2月间，面对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的直接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大陆战略”，使之成为英国的官方观点。

　　1947年下半年，蒙哥马利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访问活动。6月21日，他应邀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在去澳大利亚途中，蒙哥马利于6月23日至25日顺便访问了印度，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确定了英军从这个次大陆撤走的计划，二是在印度独立后，就继续使用英国陆军中的廓尔喀部队一事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

　　蒙哥马利于6月25日离开德里，中途在锡兰住了一宿，次日飞抵新加坡。在新加坡，蒙哥马利建议把远东海军司令部从香港移到新加坡，与陆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同处一地，以便于协调。这本来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建议，但却捅了一个马蜂窝。当蒙哥马利把自己的意见正式报告给伦敦时，当时的海军也把他的看法报告了海军部。海军大臣勃然大怒，结果弄得在伦敦的俱乐部里，海军士兵甚至不同陆军士兵讲话。而在新加坡，陪同蒙哥马利访问的参谋军官也遭到海军总司令夫人的冷嘲热讽。鉴于这种情况，蒙哥马利坚持要把海军司令部设在何处的问题提请首相裁决。最后，蒙哥马利得胜了，远东海军总部终于从香港移到了新加坡。当蒙哥马利的专机在新加坡起飞时，海军总司令说：“我希望这家伙不要再到这里来，他惹起的麻烦真够我们受的。”

　　6月30日，蒙哥马利抵达达尔文，次日去堪培拉。他的日程包括访问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州，其中当然有他度过童年的塔斯马尼亚。除了旧地重游和访问老战友外，蒙哥马利与澳大利亚政府的会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澳大利亚打算在太平洋地区安全防务问题上承担多大的义务；二是关于英军驻澳大利亚代表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澳大利亚要求首先建立某种合适的机构，然后运用这个机构逐步形成最后承担责任的范围。关于第二个问题，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英国三军参谋长应派一位三军联合代表，在这位代表下设综合的三军参谋机构，而不应像现在那样三军各派一个代表。蒙哥马利完全同意他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意见，并向伦敦作了汇报，希望他们采纳澳大利亚的建议。但伦敦的答复是，海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持不同意见，要国防大臣A·V·亚历山大裁决。但最终这两个问题还是按澳大利亚政府的意见解决了。

　　1947年7月16日，蒙哥马利乘飞机离开澳大利亚，同日晚些时候抵达新西兰。在半个月的访问期间，蒙哥马利访问了自治领南北两岛各大城市，会见了曾同他在埃及沙漠和意大利一起战斗过的许多老战友。关于军事问题，主要讨论了新西兰参与英联邦在这一地区的防务机构的方法。彼得·弗雷泽总理希望在防务上同澳大利亚密切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防务组织。但他强调，在执行政策方面，新西兰政府必须有发言权，而与澳大利亚的防务一体化，则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关于这两点，没有任何困难，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起了统一的防务组织。

　　1947年11月中旬，蒙哥马利离开伦敦做非洲之行，访问的地区包括法属摩洛哥、冈比亚、黄金海岸、尼日利亚、比属刚果、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历时一月有余。

　　蒙哥马利在访问期间同各阶层人士交换过意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英属非洲有丰富的原料资源并且完全可以开发，而这种开发足以使英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进行卓有成效的竞争。但遗憾的是，英国对开发英属非洲似乎没有“总体设想”，因而对殖民地也没有基本规划。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蒙哥马利指出，两项紧迫的任务看来应是：第一，尽快以所需的资金、资本货物、人才和人力开发当地的资源；第二，为使英属非洲实现联合，必须冲破现有的许多障碍，制定开发英属非洲的“总体设想”，而不能只在看来有油水可捞的地区进行开发，那样是无济于事的。当得知首相希望把他的报告抄件送给殖民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先生和某些其他内阁大臣时，蒙哥马利知道殖民大臣会强烈反对他的报告，于是在报告上加了这样一段话来对付他：

　　“制定总体设想需要巨大‘干劲’，实际上就是要赶快动作起来。许多人会说这行不通，这种人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撤换。说自己肚子痛的人总是把病情说过头，不必去理睬他。”

　　殖民大臣的“肚子痛”果然立即来了。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几乎逐条反驳了蒙哥马利的意见，并重申殖民当局既不缺乏计划，也不缺乏干劲。蒙哥马利很快给殖民大臣去了一封冷嘲热讽的复函，他在信中写道：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阁下的备忘录。喜悉对开发非洲有一明确而为大众熟知的政策和地区性计划。然鄙人跑遍非洲大陆却未曾发现有此类之物，或许是鄙人愚不可及的缘故！”

　　在有关殖民地的问题上，巴勒斯坦问题也许给蒙哥马利带来了最大的麻烦。1946年6—7月间，巴勒斯坦局势恶化，在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暴力活动之后，陆军逮捕了哈格纳和犹太事务局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嫌疑分子。10月底，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认为，如果释放被捕的领导人并停止搜查武器，就会创造良好气氛，犹太事务局就会谴责恐怖活动并号召一切正直的犹太人起来反对恐怖主义。于是，到11月初就把被拘留的领导人统统放了，搜查武器的工作也停止进行。

　　与此同时，驻巴勒斯坦部队在维持秩序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英国士兵和警察却不断遭到杀伤。从10月1日到11月下旬，已伤亡士兵76名，警察23名。谋杀和破坏活动有增无已，铁路交通已全部中断。对于这种状况，蒙哥马利十分不满，于是向首相作了汇报，并说，如果不打算让陆军在巴勒斯坦维持法律和秩序，不如撤走了事，他不能同意大批士兵无谓地惨遭杀害。听了汇报后，首相要求早日对此作出报告。于是，蒙哥马利于1946年11月28日飞赴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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