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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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正如斯蒂文斯所指出的，“丘吉尔的一生始终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即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他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自己大量的创作方面，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发挥这种杰出人物的作用。他在议会中的初期活动就体现出这种信念。丘吉尔自信，他的使命就是统治英国人民。　　为了蛊惑人心，为了向上爬，为了在官场进行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的斗争，丘吉尔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演说本领。诚然，他的演说刚健有力主要不是由于思想深刻和逻辑性强，而是对听众有感染力。丘吉尔懂得，演说艺术是政治活动家青云直上的必要因素。他为了在这方面取得成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丘吉尔必须克服语言上的缺陷，此外他还需要学会演说和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辩论的本领。老练的议员应该反应迅速，并能立即有力地还击那些出难题或搞小动作的人。　　按照英国议会的传统，新议员来到下院后不能立即发表演说，他们至少经过一个月以后才能发表演说。丘吉尔不满意这个传统，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等待，于是只过了四天就发表了自己的首次演说。丘吉尔把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作为自己首次演说的题目，因为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当时南非发生的事情。可是他这篇演说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与保守党的路线背道而驰。他在演说中对布尔人表示一定的同情，他说：“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像布尔人那样在言论上得到如此多的同情，而在事实上又得到如此少的实际支援。” 　　后来丘吉尔在他撰写的《我早年的生涯》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这方页的思想。他写道：“不仅对南非应当这样。我认为，我们应当征服爱尔兰人，并且随后给他们自治；我们应当把德国人饿到待毙，然后再为他们提供食粮；并且我们在平息了英国大罢工之后，应当设法解决矿工们的困难。　　我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很少有人采纳这种意见。我有一次被邀请为法国纪念碑写一碑文。我写了这样几句话：‘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结果这碑文未被采用。错误在于，我们不少人往往只善于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于两者交替，既善于用右手，也善于用左手。因此，那些擅于打胜仗的人却不会处理和平，而那些擅于议和的人又不能打胜仗。若说我两者全会，那大概争论就更会大了。”丘吉尔不仅掌握了他父亲在议会里施展过的策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沿用了他父亲的口号。他从“左”的立场出发攻击自己党的领袖，而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左派”。　　当时，斯蒂文斯公开地看出，丘吉尔的信仰是反动的，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却采用“民主的方法”，伪装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来蛊惑人心。丘吉尔在下院关于英国——布尔战争问题的首次演说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行事的。此后不久，丘吉尔又从这个立场出发攻击政府提出的改组英国军队的方案。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根据英布战争的经验，要求增加军费。他以政府的名义向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准备建立六个军团，其中三个军团处于完全备战状态，以便随时把它们派往国外。陆军大臣声称：　　“我国已经是一个军事强国，我们应该设法保持这种地位。”年轻的议员丘吉尔则坚决反对陆军大臣关于增加军队开支的计划。　　其实，丘吉尔所以反对扩建军队，主要是向政府表明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应该重视他。他以人民利益捍卫者的面目出现，竭力在群众中树立威望，以便提高自己在党的领袖们心目中的分量。丘吉尔反对改组军队的态度同他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立场是相矛盾的。他一向认为，管辖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义务。为此，他参加了印度西北边境、苏丹和南非的军事行动。政府关于建立更为强大的军队的建议也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如果丘吉尔不是出于个人向上爬的目的，那么，他反对上述建议的态度就无法解释了。布罗德里克曾指出：“丘吉尔为鼓吹帝国主义来到了下院，但他却不准备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花钱……这是继承了他老子的意愿——推行廉价的帝国主义政策。”丘吉尔尽管在议会中遭到如此强烈的攻击，但在他的大肆活动下，政府增加军费的建议终于被推翻了。　　丘吉尔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除了靠他能蛊惑人心的两片嘴外，在他周围还结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派别集团。他们都是与他相仿的沽名钓誉的年轻人。这个小组的著名成员之一就是首相的小儿子休·塞西尔勋爵，小组的名称“休里干斯”就是从他的名字引伸出来的。不久，这个名称就流传得走样了，后来人们就干脆称它为“胡里干”了。丘吉尔小组的人，经常组织同各党著名的活动家会晤，共同讨论政治问题。　　1902年4月，“胡里干”邀请约瑟夫·张伯伦共进午餐。张伯伦在告别时说：“你们，年轻的绅士们，像招待国王一样地招待了我。为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像无价之宝一样的秘密——关税壁垒！这是将来，甚至是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实质。你们要好好地研究它，彻底地弄通并掌握它。要知道，你们不会为殷勤地招待了我而感到遗憾的。” 　　张伯伦这一主张公布后，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采纳这个建议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一些工业部门，首先是与约瑟夫·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业立即会从关税壁垒政策中得到好处，而轻工业和造船业却一无所得。贸易界不相信关税会带来好处，实施特惠制反而会导致英国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涨。这就意味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下降。所以他们都反对放弃自由贸易制。丘吉尔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公开地站在反对张伯伦方面。为了使政府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丘吉尔把关税问题与“民主保守派思想”联系起来，并于1903年9月9日迫使张伯伦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们全部辞职。　　于是，巴尔弗首相着手组织新政府。对丘吉尔来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但是，巴尔弗并不愿向丘吉尔提供这种机会，他把政府的一个大臣职位交给了另一位同样年轻，但才华与精力都比丘吉尔差得多的后起的保守党政治家鲍纳。于是，丘吉尔决定离开保守党，投奔自由党。　　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他的发言变得越来越“左倾”，并且越来越蛊惑人心。有一次当丘吉尔从座位上站起来要发表关于关税问题的演说时，大部分拥护政府的人士，在首相本人的带动下立即离开了下院。然而，他的演说却受到了自由党人，特别是大卫·乔治的热烈欢迎。　　1904年4月，丘吉尔正式与保守党断绝了关系。之后，六个选区建议丘吉尔以自由贸易的独立拥护者身份作为他们那里的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代表。然而，他对这些建议并不感兴趣。丘吉尔清楚，如果想更快地向上爬，就需要一个大党的支持。他必须把这条路走到底，因而参加了自由党。　　丘吉尔在与保守党断绝关系之后，开始阐述自己新的政治纲领。　　1904年5月16日他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把保守党称作为大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强大同盟”。这个党执政，意味着党的机器在实行暴政，“在国内贪赃受贿，为了掩盖这种恶习而在国外发动侵略。”保守党的政策“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昂贵的粮食，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丘吉尔在对保守党人的活动作了如此评价之后，从自己演说的讲台下面取出一块不大的面包，并且来回晃动着它说：“实施保守党人的政策，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小面包。”之后，丘吉尔又拿出另一块比先前大得多的面包说：“如果保持自由贸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大面包啊！”在这次演说后不久，丘古尔在下院的座位就从保守党人一边转移到了自由党人那边，并与劳合·乔治坐在一起。他俩后来成了好朋友。丘吉尔称乔治为“自由党大军的杰出将领”。在他们的蛊惑和煽动之下，保守党政府由于在外贸政策问题上的斗争而瘫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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