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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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慢慢地伦敦是习惯于这种围城生活了。无数的人们都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去工作场所，往往是央求顺道的便车带着去。伦敦全城看到这种招牌：“照常营业”。谁都知道，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停工的，服务工人的饭馆店铺是一定得开门的——战争真的变成全面的了，每个人都好像是军队中的一员，在百货公司卖衣服的女店员，现在觉得她对国家的重要，不亚于公园中的高射炮手。坚忍和决心随处可见——伦敦现在是一切都依赖于它的市民，伦敦人欣然地担负起责任了。　　“一夜又一夜，炸弹无尽下。英国人的精神未衰，他们始终毫不动摇。　　在圣保罗大教堂被炸的一天，我留心观察他们。我看见人们站在铁栅外面，寂无一声地望着屋顶的一个大洞。我深切地懂得了。伦敦人所讲的，他们宁愿让伦敦毁灭，不愿像法国人那样无耻地保住巴黎。巴黎圣母院今日在伦敦人看起来已是死的东西——一个屈辱城中的一个死教堂。伦敦己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市；它已是一个精神之都，那约翰生博士（18世纪文坛权威）、卫斯雷（19世纪宗教家）、莎翁的伦敦。伦敦现在是存在于伦敦人的精神中了。”德国人对伦敦的轰炸，整整持续了57个昼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丘吉尔说：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但是，所有这些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高超技术和勇于战斗的精神，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都很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缺少的美德，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向全世界表明，英雄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　　当时，首都的防御力很低，全城只有92门高射炮。在夜间战斗机队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还处在幼稚阶段，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鉴于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丘吉尔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48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这样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兵大显身手的机会到来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的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开始，这轰隆隆的炮火虽然给予敌人的损害不大，但却大为振奋人心。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自己的部队开始反击了。从此，高射炮队经常开炮，射击技术不断提高。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　　由开始的几架到几十架，一直到上百架。夜间战斗机的作战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捍卫首都的雄鹰。他们个个英雄虎胆，争先立功。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儿子马克斯·艾特肯，一连击落了六架敌机。另一位航空队员在决心书上写着：“我活得毫无成绩，但我决心要死的值得；我不想做一个英雄，但我要像男子汉般的死！”这种报效国家、誓死如归的精神到处皆是。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成为鲜明的对比。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丘吉尔和几个同事正在吃晚饭。这时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用餐后，丘吉尔和同事们向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走去。　　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他们在那里观望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他的朋友急忙把首相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随后，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有的燃起了大火，有的倒塌了。此后，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的新办公大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在战争期间，丘吉尔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和指挥战斗。　　还有一个晚间，即10月14日夜晚的情景，也在丘吉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后，丘吉尔和一位随身参谋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　　当丘吉尔闻讯政府官员经常集聚的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时，急忙赶到废墟视察；令人奇怪的是，房子虽然被炸倒了，但是室内的250多人，全都从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尽管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大臣们诙谐他说：“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这次空袭使数以千计的建筑物遭到破坏，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500，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有一天午餐后，丘吉尔和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正洽商公事，忽听见泰晤土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他和财政大臣随即前往察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首相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1000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丘吉尔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战时政府的拥护。丘吉尔见此情景实在忍受不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时同他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首相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受难的群众领着他参观了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40码宽，20英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淹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炸歪的防空掩体的入口处迎接了首相和大臣。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在这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被炸成一堆瓦砾，饭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丘吉尔在和财政大臣商量后，随即做出一项原则性的决定：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住宅或店铺被炸毁了的人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就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一个星期后，政府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9月5日，丘吉尔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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