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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斯大林知道,上述情况表明芬兰是不会欢迎同莫斯科缔结同盟的。但芬兰当时的对外贸易由于英德战争封闭了波罗的海而遭到破坏。为经济萧条所袭扰的芬兰要求同苏联贸易,并且想要利用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铁路来外通世界。然而,当莫斯科1939年10月5日邀请芬兰派遣全权代表讨论“未决问题”时,其后果是出乎意料的。芬兰政府在答复之前先宣布了局部动员,派遣了大批武装部队到边境去,关闭了股票交易所,要求妇女儿童撤离首都赫尔辛基,并向美国呼吁给予“道义支持”。苏联报纸对于这种“有意制造的惊慌”表示了讥讽和不快。

  芬兰代表团于10月11抵达莫斯科。苏联人缔结同盟的提议由于芬兰人不愿意而放弃了。随后他们又提议交换领土以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他们要求把边界后移,使列宁格勒处于大炮射程之外,并要求把一些屏障海道的小岛让给苏联。他们提出以同样富庶、只是战略意义较小而面积大两倍的领土交换。

  苏联还要求,把汉哥或者处于通向列宁格勒的狭长水道芬兰湾人口处的其他一个地点,租给苏联30年作为海军基地。芬兰的卡詹德尔总统广播了一项声明,认为这些条件并不影响芬兰的主权完整;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月,莫斯科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芬兰在领土交换中将得到差不多三与一之比的便宜;汉哥基地的租让期将不是30年,而是到英德战争结束就可连同全部设施交还芬兰。许多芬兰人当时都在吹嘘他们的外交代表所要做成的“漂亮生意”。然而,芬兰的谈判代表突然中断了会谈。莫斯科认为,芬兰内阁是在西方想要“转变战争方向”的势力的秘密压力下这样做的。

  所以,在11月末芬兰越境开炮并杀死红军士兵时,莫斯科就提出强烈抗议;芬兰对抗议置之不理,苏军就在1939年11月30日开人芬兰。芬兰随即宣战并呼吁外援。国际联盟指责苏联“侵略”,将它开除。苏芬战争使苏联失去了更多的朋友。苏联人认为,“这是为了保卫列宁格勒而打的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

  由于苏联军队采取了坚决行动,芬兰请求请和。

  1940年3月12日两国缔结了和约。但是,伦敦和巴黎曾竭力阻挠那次签字。法国总理达拉第告诉芬兰说,一支英、法远征军已经整装待命,准备前往救援。张伯伦和达拉第压迫瑞典同意让这支远征军过境赴芬,虽然这将使瑞典也卷入战争。3月10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他正在考虑打破瑞典的中立和迫使芬兰战争继续下去的办法。

  3月11日《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伦敦盛传将发生具有更广阔的战线的战争,也许是对俄国的战争。”但是,这种谣传来得太晚了。由于瑞典坚持了中立以及曼纳海姆将军低估了苏联的兵力,“转变战争方向”使之成为全世界联合反苏大战的企图失败了。曼纳海姆曾经告诉英法盟国,他在5月之前不需要援助;而张伯伦原期望到那时就可以迫使瑞典同意军队过境。芬兰人和英国人做梦都想不到,曼纳海姆防线在冬季进攻中就被突破了。在曼纳海姆预定援军到来之前两个月,芬兰人就求和了,苏芬战争就此结束。

  在和约条款中,苏联人取得了曼纳海姆防线和汉哥海军基地,从而在陆地和海洋上保卫了通向列宁格勒的通道。这样,当希特勒从蹂躏西欧转向东方的时候,从波罗的海岸的汉哥,直到黑海岸的多瑙河口,这一跨越欧洲的绵长的缓冲地带已经完成了。这对巩固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安全,改善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的战略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苏芬武装冲突之后,斯大林决心就实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红军的人事制度以及战略战术进行彻底的改革。朱可夫后来称1940年为“大转变的一年”。军官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将军和其他军官以及军士的军衔都得到了恢复。由于“大清洗”的缘故,在这次战争中,感到训练有素的军官极其缺乏,所以开设了军官集训班。在大清洗中被判刑的4000多名军官被召了回来,其中包括罗科索夫斯基、罗特米斯特罗夫和托尔布欣,后来他们都成了苏联的元帅。对军事条令做了修改,强调的重点放在指挥和纪律上。

  在这些激动不安的日子里,斯大林除了放手提拔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外,还着手精心选择他的最高级军事指挥员。从保卫察里津战役那时起,伏罗希洛夫就一直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属于革命传统派,但在芬兰战争中已显示出他还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1940年5月8日,铁木辛哥取代了他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斯大林把伏罗希洛夫安排在别的职位上,因为他是一个受人爱戴、赤胆忠心的人。猛打猛冲的骑兵司令布琼尼未能掌握现代战争,但他和伏罗希洛夫一样仍然受到重用。

  沙波什尼科夫则属于另一类。

  1903年他在沙皇军队里当军官,1910年在总参谋部学院毕业。他思路广阔,有一个敏锐的分析头脑。在二十年代里他写了《军队的头脑》一书,以及其他有关军事编制和战略的基本读物。他谦虚宽厚,纪律严明。斯大林提拔他负责总参谋部的工作。后来他健康不佳,但仍保留了他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井主管军事工程和防御工事。

  1941年2月1日,朱可夫就任总参谋长,他在沙皇军队中是一名军士,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官。1939年他在中蒙边界的哈勒欣河一带,指挥几个装甲师,战绩显赫,歼灭日军5万多人。他机智、英勇、果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愧为苏联杰出的野战统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有时激烈紧张,但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

  提出由朱可夫任总参谋长的,显然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然而,当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他的办公室,并扼要地宣布说政治局决定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时,朱可夫却大吃一惊。他争辩说,他是个野战军军官,毫无参谋工作经验。斯大林听取了他的申辩后简练地重复道:“政治局已经决定任命你了。”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当朱可夫明白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说:“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几个星期以后,铁木辛哥告诉朱可夫,斯大林曾询句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得如何,并且要他亲自去向斯大林汇报。朱可夫忐忑不安。“他可能会向我问些什么呢?”“什么都问,”铁木辛哥答道,并补充说,“可是你要记住,他不愿听冗长的报告。你给我讲上几个小时的事,你得在十分钟内给他讲完。”“十分钟内我能对他讲些什么呢?这些全是严肃的问题,是要认真考虑的……”“你要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他都知道,”铁木辛哥说,“因此你就集中讲讲关键问题吧。”斯大林是个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对大事尤为注意,凡有关加强武装部队的各项工作,从挑选高级军官到实现机械化的计划,特别是采用T一34式坦克和新式火箭炮(喀秋莎)等,斯大林都没有依靠政治局、总军事委员会或其他机构的正式会议。他重视直接的个人接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孔策沃的别墅里,经常同铁木辛哥、朱可夫、伏罗希洛夫、麦赫利斯等人讨论到深夜。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可夫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应邀来到斯大林的别墅。铁木辛哥元帅和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他打过招呼之后,随即问道:“你见过火箭炮喀秋莎没有?”“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哦,那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朱可夫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东西简要地重述了一遍,然后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服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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