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斯大林(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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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杜鲁门说，假若美国和苏联建立了友好关系，那么产生的分歧将能迅速地和在开诚布公的气氛中得到解决。　　“自然，”斯大林同意地说，“可能会有分歧，但应该解决分歧。”杜鲁门无意中说出，他已经会晤过丘吉尔。斯大林对此反应很平和。他只是提到，英国人在对日战争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至于说到苏联人和美国人，斯大林继续说，他们将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英国人认为战争大体上结束了。　　美国总统讲道，丘吉尔表示愿意在远东战事中给他提供援助。　　“这个想法有点奇怪，”苏联政府首脑指出，“是德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轰炸了英国。可以说，对他们来讲战争已经结束了。英国人民的这种情绪可能会对首相产生不利的影响。美国人民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帮助了英国。也许，丘吉尔现在考虑要在对日战争中帮助美国人？”“我们的处境不像英国在面临德国进攻时那样困难。”杜鲁门说。　　“我们准备在8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坚决地说。　　这话显然使杜鲁门感到为难。原来，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参战，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一直谈及这个问题，现在鉴于法西斯大势已去，德意已经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未日也即将来临了，因此杜鲁门根本反对苏联参加远东的战事，认为不再需要这种帮助了。现在斯大林这么明确地提起美国的请求和他答应在战胜德国之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允诺，却使杜鲁门很不高兴。同时，杜鲁门明白，不管他现在有何作为或作何种表态，苏联总要参战，对此他已无可奈何。因此，总统认为最好是沉默不语。　　斯大林趁此转了一个话题。他向杜鲁门通报了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就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谈话之后，杜鲁门请斯大林留下共进午餐。席间他们进行了一般交谈。一起度过的时间使得斯大林和杜鲁门能留心地相互打量。关于与斯大林的初次会面，杜鲁门在日记中特别写道：“他的眼睛，他的脸部表情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说话时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心情很好，非常客气。我决心同他率直地对话。”反希特勒同盟三大国领导人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与前两次会议相比有很多不同。首先，这次会议的独特之处在于，会议是在欧洲胜利完成对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作战后不久举行的。一方面，这造成了一种精神振奋的气氛，似乎会议面临的任务理应容易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也使人感到有某种离心力要把与会者引到不同的方向，以致难以达成一致行动。　　波茨但会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会者也有别于德黑兰和雅尔塔会晤。　　这次代表美国的是杜鲁门，他的观点与行动方式与罗斯福的实践迥然不同。　　英国代表团只是在会议的第一阶段由丘吉尔率领。自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失败以后，从7月28日起，英国代表团改由获胜的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西方大国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现，自然不能不使波茨坦会议的工作受到深刻的影响。　　一前两次“三巨头”会晤时，是许多问题刚刚提出来就加以解39已决。　　而波茨坦会议不同了，它已经拥有同盟国之间在继续作战和战后安排问题达成的许多重要的具体协议。因此，波茨坦会晤的参加者往往只是批准已有的原则性协议或使其具体化。但是，做起来并非轻而易举，因为西方的代表企图修正某些现有的协议，于是会议上往往为此进行着尖锐的外交斗争。当然，与此伺对也就产生了需要讨论和解决的新问题。　　在波茨坦会议上，最使杜鲁门棘手的是如何拒绝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为了鼓动丘吉尔的反苏情绪，在会议的第一天，杜鲁门就给丘吉尔私下透露了一条重要消息：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小组研制的一枚原子弹在墨西哥沙漠爆炸了。丘吉尔的第一个反应是，西方列强的威力已大大加强，苏联的力量相应削弱，再也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战了，或者说这种参战已是不可取了。远东将成为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尽管苏联在这个地区有它的太平洋海岸线和悠久的历史利益，它可以被排除在外。斯大林所领会的正是这个基本态度，这似乎为他对丘吉尔的不信任提供了进一步的根据。　　杜鲁门和他的工作人员的反应是一样的。美国人曾催促斯大林协助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雅尔塔，当斯大林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的三个月内参战时，他们感到宽慰和高兴，并欣然同意了他的条件。一直到1945年5月8日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时，他还在争取得到斯大林关于红军将协助打败日本的保证，他也得到了这一保证。　　突然间，两个月之后，盟国手中有了原子弹，它们竟拒绝苏联的援助，并积极策划在苏联可能宣战之前就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把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战争中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对斯大林和他同一代的人来说，是个关系到伟大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为了便于玩弄核讹诈，杜鲁门向丘吉尔询问关于把新式武器的新闻透露给斯大林的最好方法。丘吉尔写道，斯大林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而且我们两人都感到，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细节”。他们决定，由杜鲁门总统在一次特别会议之后非正式地提一下这件事。一周之后，杜鲁门带着他的翻译在全体会议之后，走到斯大林跟前，把具有非凡威力的新式炸弹的情况告诉了他。　　丘吉尔在距他们大约五码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似乎他对这种新式武器的重要意义还没有什么概念。　　虽然斯大林可能没有从杜鲁门的非正式谈话中立即理解这一事件的巨大意义，但是他很快觉察到盟国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有了变化。一位美国将军写道，“我们处在一种可以强硬和冷淡的地位。”他们以为现在已拥有远远超过了苏联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了。盟国态度的变化使斯大林感到不安。　　这是一种忘恩负义之举，使他深为恼火。他认为，是苏联把西方从纳粹的野蛮蹂躏下拯救了出来。如果苏联没有摧毁德国武装力量，希特勒就会征服英国，并把这场战争蔓延到北美洲。苏联应当受到盟国的感激和尊敬，而不应当受到他们的怠慢和冷落。对于有意冒犯苏联的民族自尊心，谁也不会比斯大林更为敏感，而在波茨但，盟国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过错。　　就在波茨但会议举行期间，1945年7月26日，苏英美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经过反复的协商和斗争，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故没有签字。事后，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公告在发表之前曾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又成了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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