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26)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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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驻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看到开往东北的张作霖的专列，有20节车厢满载财物，后面跟着京奉线拥有的绝大部分车辆。一连三天，机车、客车、豪华卧车和货车拉着奉军从天津站隆隆驶过。天津租界的各国驻军立即填补了天津站的权力真空。天津市和北京市一样，由北洋元老和商会组织了维持会管理市面的行政秩序。根据以往经验，第工5步兵团的防卫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卡斯特纳将军的要求非常严格。　　日本一个师团突然侵占济南，美军兵营立刻紧张起来。巴特勒和卡斯待纳将军奉命组织海军陆战队和第15步兵团在营区进行联合警戒演习。史迫威跑前跑后，协调各方关系，使演习很顺利，对于防范日军在京津妄动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危机过后，巴特勒的海军陆战队南行归队了。但又发生了更紧急的事件。原来张作霖撤离北京时留下的后卫旅，由北京商会和英、美等5国公使馆作保，待南军到后准予安全撤走。但这支部队撤到通县以东时，却被冯玉祥的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兼第6军军长韩复榘解除了武装。5国公使为此去见韩复榘，韩非常恼火，说这事用不着外国人管！并命令卫兵把公使们赶了出去。外国公使门还没有在中国人面前碰过这样的钉子，以至恼羞成怒，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冯玉祥知道了，则向南京致电，指责公使团袒护敌人。美国公使担心冯军有更激烈的行动，立即要第15步兵团紧急戒备，做到随时可到北京援救。幸好事态没有发展，很快平静了下来。　　史迪威晋升中校时已过了45岁。但团里的《哨兵报》发表了专文表示祝贺，赞扬史迪威是“驻华美军中最著名的军官之一”，是第15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起了教师作用。这时，他不仅担任了语言学校校长，每月还要在娱乐厅介绍一次中国形势，听众称赞他是“才华横溢、眼光敏锐”的演说人，他对中国局势和派别纷争了如指掌。　　4月间，他曾发表一篇介绍蒋介石的文章，认为蒋是中国一个派别的首领，而不是一个政党的首脑。但即使这样，他仍是一个能把中国局势整治好的人物，他若能获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自己的智谋”，同时他比他的对手“果断，精力充沛”。　　对于起自徐州的“北伐”，史迪威认为，蒋已丧失了在广州誓师北伐时公众对他的热情欢迎。他同资本家的联合，使他不得不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他到处搜查、逮捕、处决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使原来相信国民党许下的改善生活的诺言的人们，感到惶惑、失望；苛捐杂税仍很繁重，军队仍遍布各地，总之，和北伐前没有什么两样。北方人，包括上层社会对蒋介石不熟悉，以为和北洋军阀没什么不同。所以这个“北伐”是一次游行，而不是一次出征。　　就军事上看，冯玉祥的部队战绩显著。蒋军部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光彩纪录，先是被奉军追着跑，后是奉军弃城而逃了，蒋军才前进。史迪威认为，中国人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实力，指挥官擅长战略撤退。中国最“伟大的”战略撤退大师是张宗昌。和各集团相比，他的兵力最大，有23个军，但几乎是不战即退，退得最快。史迪威在文章中怀念并称道格兰特和潘兴将军的战略指挥，他们都坚持在部队训练中灌输进攻精神。中国军队指挥上找不到这种精神，有的完全和这种精神背道而驰。　　史迪威认为“北伐”中“最危急的局势”，是蒋介石5月初进入济南又退出济南的事件。11日的《哨兵报》上发表了他对此事件的评论文章。事情的经过是：蒋介石5月1日夜间率两个军进占济南。第二天，日军第6师团侵人济南，立即向蒋介石的第40军发起攻击，蒋军一个营被歼灭，一个营受惨重损失。但是，第40军的另两个师奋勇抵抗，直至压倒了日军气焰。而蒋介石却屈从于日本的恫吓，下令停战，派出亲日派黄郛同日方和谈，并按日军要求，严令部队全部向南撤退，不许还击。　　5日晚间，蒋介石恭恭敬敬让出了济南城，为三年后的“九·一八”东北军让出沈阳城开了先例。侵入济南的日军这时更加猖狂地屠杀中国军民，他们闯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捆绑毒打南京政府的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随员。蔡大义凛然，提出抗议，被日军割掉耳、鼻；蔡宁死不屈，继续怒斥日寇，日军又将其舌头、眼睛挖去。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万分悲愤，以身殉职。8日，日军又炮轰济南城，上千家民宅被毁为废墟。短短数日，中国军民死伤7800多人。这就是激起全国愤怒的“济南惨案”。　　蒋介石逃出济南，到了党家庄清真寺里举行会议。冯玉祥立即从河南前线赶来，黄郭等也参加了会议。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张作霖划江而治，分“南北朝”。这个主张遭到了冯玉祥等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来议定：济南问题通过外交办理，蒋暂返南京，军事由冯指挥。　　史迪威的文章推测说，这一事件暴露了蒋介石到东京和日本军界拉关系，得到的不过是极为苦涩的果子。对张作霖后来的悲惨结局，也表露出担心和不祥的预感。史迪威还指明，这一事件之后，必将发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然而，他对于中国民众此时掀起的反日怒潮，没有给予多少同情。史迪威写道：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地注视中国人对中国人采取极不公平和残酷的行动”，但是，一同外国发生纠纷，“街头巷尾就到处可以看到爱国的雄辩家们在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地进行反对外国压迫和争取本国人权利的宣传”。他认为，日本是个组织严密的国家，它的具有现代装备的军队是很强的对手，日本人如果被激怒，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从天津到上海的所有要地，控制铁路和扬子江。万分不幸的是，史迪威言中了，10年后这竟成了血腥的事实。自然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激怒了日本人，而是由于蒋介石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长期退让招致的恶果！　　5月上旬，由济南撤退的蒋氏第一集团军，在冯部协同下，绕道鲁西过了黄河，推进到德州、沧州，再没有北进。被奉军抛3在滦东一带的张宗昌残部，由冯系的鹿钟麟、阎系的商震和桂系一部联合进剿，将其全部缴械、肃清，唯张宗昌只身逃到大连1932年，张宗昌窜回山东，被当时的省主席韩复榘派人所杀这是后话。　　7月，蒋介石在北平举行善后会议之际，张学良派代表来表示愿意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样，统一东北也不必用兵了。宋子文提出了《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蒋介石发出“裁兵”通电，指出“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冯玉祥也在《时局通电》中提出“裁兵建国”的6条主张，强调实行孙中山的“化兵为工”，政权与财权统一，反对“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外交。于是，蒋、冯、阎和李宗仁、李济深等国民党政要人物开了个军事善后会议，但议决的不是裁兵，却是地盘分配。冯玉祥占鲁、豫、陕、甘；阎锡山占晋、冀、察、绥和平、津两市；李宗仁占湘、桂、鄂及汉口市；蒋介石占广东及华中、华东地区。桂系因为所得地盘太小而极为不满；冯系则因为没有得到河北而愤愤不平。一连4天争吵不休，会议不欢而散。至于“裁兵”大事，一直拖到12月19日，才在南京举行全国编遣会议。各报大肆宣传这个会议要讨论军额编制，议定全国军费，规定裁留标准，厦定军官任免方法，筹办安置编遣事项，限于6个月内完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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