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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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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宁堡工作的最后一年,史迪威心绪烦乱,50岁了仍是个中校,使他无意再进陆军军事学院进修高级参谋课程。当布莱德雷为进修提出申请时,他说;“你为什么去学那种不想干的事?”史迪威要求派他去做外交工作,但陆军部却派他到西海岸圣迭戈训练第9军驻防区的后备队。这项任务虽然令他失望,但靠近卡梅尔,他们在那里买下了地皮,这就可以安排建造房子的事了。 史迪威在圣迭戈期间,主要是向后备队传授实战演习原则。参加训练的人热情不高,好在两个星期结业,又有他这位有名的专家任教,人们都是满意而归。1934年,他51岁了,还不能晋升上校军阶,他的军事生涯已无前程。他抱怨道:“任何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都绝不会有我的份了!”他已到了退休的边缘。暗淡的前景使他更加“厌恶这部机器”!他忧心冲仲地同家人谈论准备退休的问题。 卡梅尔的房子已经建好,耗资27000美元。其中有他父亲留给他的股份中的钱,有威妮母亲留给女儿的钱。史迪威想,退休后只靠储蓄金和退休金肯定不行,还要找个可以发挥他的教师才干的工作,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然而,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找工作之难,使他不寒而栗。他不敢冒然退休。他的这种忧虑和苦恼,和远在伊利诺斯的马歇尔一样。他们经常有书信来往,心绪相同,都为晋升制度的停滞状态积了满腔激愤,都对“平庸之辈被置于高位,而才华杰出的人却由于级别不够被湮没的现象厌烦透顶”! 万万没有想到,史迪威有了出头之日!陆军部的朋友来信问他,是否希望被派往北平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这真使他喜出望外,求之不得的事情竟落到了他的面前。他很快弄到了这个职位。1935年1月,史迪威接到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他的任命。过去,武官是由军事情报处任命的,但现在却要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进行工作,所以由国务卿任命。史迪威的同事们都为他得到这个职位高兴,尤其是听到陆军部给这个职位增添了开支补贴,不少人为他有此幸运发来贺信,有的还在贺信中说:“此刻东方的国际局势非常有意思,非常刺激人,谁也说不上我们可能会多么快地置身其中。” 1935年6月,52岁的史迪威晋升为上校。他和威妮带着孩子们乘船前往中国的北平。一家人高高兴兴。他们的长子小乔,此时正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服役,所以,威妮这次不仅有回家之感,还有一家人在中国团聚的喜悦。 此时的平津,已和1929年时大不一样。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又占了热河省。中国军队在长城内外抵抗日军,打了许多仗。史迫威的朋友冯玉祥将军率领抗日同盟军也有光辉战绩,但都失败了,日军已进入河北省。1933年,国民党北平分会总参议员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同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于是,绥远省以东,察哈尔北部和冀东,成了日军自由出入区,华北已完全处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北平与天津之间,建了个30~40公里的非军事区。规定不经日军许可,中国军队不得入内。史迪威到北平时的危急形势就是这样。 运输船在太平洋航行之中,史迪威神情振奋,心灵上的阴云被海风一扫而光,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以《中国未来的局势》为题,写下了自己对形势的估计。他意识到,日本的目标是控制北起西伯利亚东部,包括中国东北、朝鲜、菲律宾,南到荷属东印度群岛,成为“远东的大国”。日本发展空军力量,在于使其本土免遭俄国的攻击,其做法是“把它的前线推进到戈壁沙漠,使俄国从另一侧作战”。所以它要逐渐侵吞内蒙和华北。平津地区的“非军事化”将扩大到华北各省,直至日本完全控制扬子江以北广大地区,而把上海留给所谓的“国民党人”。 “有可能制止这种侵吞吗?”史迪威写道:“办不到。中国人是办不到的。因为丝毫看不到蒋介石愿与日本公开决裂的任何迹象。相反,蒋介石知道自己会吃败仗,而失败就意味着后方会爆发叛乱。所以,他情愿坐视不动,控制住他能够控制的一切,指望外国的影响,帮助他保住外国企业十分集中的上海。” 这是史迪威以自己20年代的经历为依据形成的真知灼见。同时他认为,中国下一步丢失华北,列强只会“大喊大叫一番”。英国不会有行动,它想以满足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欲望,求得日本不与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支配地位;“美国只会撰写照会而已”;然而大家“将再次(像接受日本占领东北一样)接受既成事实”。史迪威的结论是:日本不会遭到中国、也不会遭到世界的认真反对。 人们后来不约而同地把这个时代称为“姑息时代”。史迪威的不寻常,在于这个时代一开始,他就能了解它的进程。他由过去看到了未来。他写道;“说来似乎奇怪,(日本)每一次成功的侵蚀会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加以接受,列强越来越不愿意停止侵略。”这正是:沃伦思绪万万干,心逐浪高望蓝天;姑息时代早日了,驰骋疆场平战端。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一章 烽烟万里 出使中国任武官,卢沟桥畔起狼烟; 兵民血肉筑长城,沃伦万里闯险关。 1935年7月7日,史迪威上校到达北平。不管中国局势如何,他一到这里就感到安稳、幽静,似乎身处世界上最优美、大度的地方。15年前他到这里的第一印象立刻又浮现在脑海里。 现在,他是武官,美国驻华使馆的重要成员,身份和15年前大不一样了。他的住所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宅院,里边有许多小套院和红漆柱子,原来是为广州总督建造的。里边客厅宽敞,史迪威请人画了一幅中国山水画,挂在客厅的墙上,还购买了一些蒙古鞍毯、慈禧太后穿过的一件华丽的罩袍,以及一些珍宝、古董,陈设在客厅里。他喜欢收藏象牙扇柄的扇子,威妮也喜欢。 在社交方面,史迪威不以身份的升高而有变化。他避而不去北京俱乐部,那里的常客也不认为他是“自己人”。可是,他与作过慈禧太后宫女的一位满族皇亲——一位杰出的、有教养的女人相处融洽。史迪威的家人也常招待她。还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经营玉器的商人“翡翠乔”等各色人物,是他家的常客。 7月6日,史迪威到达北平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撤消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东北军第51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3团,撤免抗日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一切反日团体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它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日军在华北的势力更加扩大,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日本军人在大街上横行霸道,用枪托子驱赶路边的中国人,向其傀儡行政长官发号施令,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气势汹汹的声明,大吹大擂其领导亚洲各国的“神圣使命”。显然,中国被日本征服的情况比史迫感所估量的要严重得多。与此同时,中国平民乃至官员的反蒋情绪也在增长。对日本和蒋介石同样反感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就公开拒绝奉者蒋命令撤离河北省的中央军通过山东地界。爱国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被留在平津维持有名无实的中国主权,每天遭到日本人的侮辱,愤懑不已。甚至胡适教授也对美国人说,国民党“已经死了,但是尚未埋葬,而一切没有埋葬的东西,都会给活着的人们制造麻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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