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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10月，史迪威又前往华南前线。步行15里，到王亮峙上校的指挥所里，观看了德安争夺战。那场战斗打了5天。起初王上校控制着一个高地，后来被迫撤进城里，战斗继续逐屋进行。王上校到夜间带领一批人，穿过狭窄的街道，袭击日军。战斗一直打到后半夜和第二天。他的部队原来1500人，但撤离战场时，只剩下不到400人了。史迪威通过观察这一类战斗，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说，中国的防御战术，肯定会造成不必要的失败。中国军队缺少飞机、坦克和大炮，遇到日军的这些武器时，只敷衍了事地抵抗一下，就轻易放弃了阵地。中国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利用自己最大的财富——人力。中国士兵的素质极好，但他们遭到愚蠢的领导人的贻误和背弃。史迪威推论说：“假如让中国士兵吃饱，供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好好关心他们……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10月21日至25日这5天时间里，日军不仅占了汉口，而且占领了中国最后一个出海口广州。史迪威不在汉口，没有目睹日军入城。他离开汉口到了长沙商震的司令部里。长沙是新防线的中枢。但战局变化不定，他和前线部队、外国同僚、记者和大溃败中流离失所的人一道转移。

　　来自广州、南京、徐州等城市的人群、货物和各种设备，天天往大后方转移。人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长途跋涉。纤夫们弓着腰，背着沉重的纤绳，顶着湍急的江水，拖着船穿过一座又一座峡谷。大学的教职员工、学生，兵工厂的工人，农村的苦力，形成长长短短、各有重负的大迁徙的队伍。中国劳工、普通民众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史迪威惊叹不已。

　　史迪威和中国部队的几个师保持着联系，和指挥官们研究战局发展，在混乱中弄清真实情况。他们一起向南走，经过衡阳到了广西的桂林。他发现这样走要等到1939年2月才能到重庆，这是不行的。于是，设法在一辆小汽车上弄了个座位，沿着唯一的一条汽车公路，经过贵州，抵达重庆。因为他将在1939年5月结束任期，在重庆停留的时间不过十来天。

　　重庆是座有500年历史的名城，如今是中国的首都。应史迪威的要求，蒋介石定于12月28日会见他。这次会见仅有15分钟，但蒋氏夫妇是愉快的。史迪威也说：“非常融洽，两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史迪威回到北平以后，把照片挂在了卧室的显眼处。

　　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昆明已是中国的空军基地，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他下榻于湖宾饭店，晚上同陈纳德共进晚餐，彻夜长谈。

　　1939年1月，史迪威心绪安定之后，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认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势不可免，在这个前提下，中美是盟友的关系。他概述了对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看法。他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直接造成的。”其原因，史迪威认为，在于蒋介石总是怀疑有人反对他，不信赖自己的部下，不想让部下掌握应有的权力，而总是把尽可能多的指挥权握在自己手里。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走，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他总是盘算着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当然，这些情况主要是史迪威观察和体验到的，有的则是蒋的部下的抱怨。他所以坦率直言给陆军部，是他的职责使然。他对中国军队的评价是肯定的，他认为，中国军队如果能得到美国的充分帮助，是能够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的。

　　史迪威在日本占领的北平生活，十分烦恼，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宅院。但是，他的懂日语的助手，坚持要他拜会一次日本的同村将军，认为这是不可少的外交礼节。他勉强去了，回来便列了一张日军素质优劣对照表，长处列了6点，列出的缺点却有26条，其中不少条是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会有同感的。然而，使史迪威精神上真正受折磨的是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的消极被动态度。例如，美国仍在向日本出售废铁，他所希望的那种行动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始终没有出现。

　　1939年5月，又一个美好的春天，史迪威离开他最钟爱的中国古都北平。依依惜别之情，在他心底深处掀起层层涟漪。他们一家人从天津乘船前往塘沽，同行的还有使馆馆员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当他们要在甲板上打开午餐篮子准备聚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具溺死的男尸从船旁漂过，那具男尸的双手还紧紧地抱着一个淹死的孩子，孩子身上系着一块船民用作救生工具的木板……大家默然无语，收拾起午餐食品，回船舱里去了。正是：渤海湾里远航船，血雨腥风不扬帆；京华四年转眼过，再见京华难上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厉兵秣马

　　德魔日寇逞凶狂，绥靖政策终泡汤；
　　亡羊补牢犹未晚，晋阶加官备战忙。

　　话说 1939年9月，史迪威乘坐一艘陆军运输舰，经过长达4个月的海上漂泊，终于回到了美国。从战火纷飞的中国大陆踏上离别四年的美国土地，史迪威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时的美国正沉醉在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之中，人们对欧亚两大洲日迫一日的战争威胁表现出近于茫然无知的冷漠。史迪威虽然回到远离战争尘嚣的祖国，并且刚刚得到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但他的心里一点也不感到轻松。

　　那个好消息是他在回国的航程中听到的。8月3日，当他乘坐的运输舰驶近檀香山时，美国的广播电台里公布了他被晋升为准将的消息。原来，乔治·马歇尔就在史迪威离华前的几天，越过了32位军衔比他高的军官，出任陆军代理总参谋长。马歇尔没有忘记这位曾与之在欧洲战场、天津步兵第15团、本宁堡步兵学校三次共事，并且十分赏识的老朋友、老部下。他上任后最先提名晋升准将的两个人里，其中就有史迪威。史迪威的朋友们纷纷写信向他表示祝贺，特别是一些和他有着大体相同经历的“不走运的中国帮”，更为他而感到高兴。他本人也完全有理由为此而感到欣慰，因为在军官生涯中从上校升为准将是一道不大容易迈过的台阶；而迈过了这道台阶，就意味着年已56岁的史迪威还可以在美国陆军中大显身手。

　　但是，晋升军衔的喜悦，并没有能冲淡史迪威心中的忧虑和怨恨。就在他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德国于9月1日出动57个师、2500多辆坦克和2300多架飞机，对波兰发动了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德国的战争行动震撼了整个世界。不到一年以前，英国人和法国人曾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拱手送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也信誓旦旦地表示，德国绝不再提出任何领土要求。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但是，不到一年，德国的坦克集群就轰轰地开进了与英、法订有同盟条约的波兰。事实已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绥靖和妥协，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刚刚从中国回来的史迪威也清楚地知道，东方的日本也是迟早要对西方国家惹麻烦的。在中国，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那种大和民族不可一世的骄横和武士道精神的战争狂热。1939年2月，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直接窥伺南洋一带的英、法、美属地。6月，日军武力封锁了天津英租界。随后又在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里寻衅滋事，向英、美施加压力。这种日甚一日的战争威胁，不能不使史迪威感到深切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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