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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此外,史迪威还焦虑地关注着太平洋战场,日本人的疯狂攻势像一团乌云,时时笼罩着他的心头。1941年12月25日,香港的英国守军向日军投降。翌年的1月2日,马尼拉失陷,驻菲美军退往巴丹半岛,处境十分危险。1月11日,日军占领吉隆坡,马来亚的英军向新加坡方向退却。史迪威担心,如果形势这样发展下去,不等美国在大西洋发动攻势,亚洲和太平洋就已经成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他没有理由反对“欧洲第一”的战略,但是,目前对美国构成最直接威胁的实际上是亚洲的日本。陆军中不少人认为,“我们应当首先扫清太平洋,然后再转向东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据当时的民意测验,有62%的美国公众赞成把全部或大部分战争力量用于打击日本,只有25%的人支持首先集中力量战胜德国。

  史迪威还想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这意味着中国在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达4年半之后,仍然不得不承担起牵制和消耗日本的主要任务。中国会怎样看待这个间题呢?他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吗?1942年的元旦那天,马歇尔找史迪威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珍珠港事件的当天,蒋介石就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主张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共同对轴心国作战。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文告,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12月11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提议在重庆召开对日作战问题的联合军事会议。他还特别召见一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要求美国出面制定一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以及军事互助协定方案。

  12月23日,阿卡迪亚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中国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美国陆军航空司令勃里特、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威尔作为本国代表出席会议。不幸的是,会议一开始,三国的“同盟关系”就出现了裂缝。中国为协调各国的作战行动,主张研究和制定一项全面的对日作战计划。美国从其战略利益出发,基本上支持中国的意见。但是英国却对中美两国心存介蒂,不愿让两国染指其在亚洲的殖民地。因此,韦威尔蛮横地拒绝讨论一项全面的计划,只同意研究加强缅甸防御问题。

  中国对英国素来就心存不满。自中国抗战以来,英国人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做了不少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1938年,英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将中国的关税收入转存日本银行;1939年,英、日达成初步协定,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占领;1940年,英国先是将中国政府在天津的存银5369万元交给了日本人,后来又封闭了滇缅公路运输3个月;这次会前不久,驻缅甸的英军又在仰光劫夺了美国援华的150辆卡车和一批武器弹药。现在英国人还是只顾自己保卫缅甸,丝毫不顾及同盟国的利益。

  蒋介石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悦,面露温色地说:“讨论来,讨论去,都只谈保卫缅甸,没听见一句支援中国战场的话。不知英、美两国以后是否还支持中国抗战?”何应钦也随声附和着委员长,怒气冲冲地说:“中国愿将在缅甸的所有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美国,撤回中国驻缅甸人员,停止中、英、缅的一切合作。”

  美国代表见状,急忙出面调解。勃里特一面大谈一旦缅甸落入敌手,美国的租借物资也将无法运抵中国;一面又提出建议,将“支持中国战线”的内容写入会议文件。蒋介石也深知确保滇缅路运输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清楚难以说服英国,只好作出让步。会议终于达成了一项以保卫缅甸为主要内容的“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两天以后,何应钦和韦威尔又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重庆会议的风波传到华盛顿,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虽然把与英国的同盟关系放在第一位,但对拉住中国也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战场能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住日军,那就会大大减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压力。中英关系的不睦,特别是英国对华的轻视态度,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史汀生对英国人传统的傲慢和骄横深为反感。他批评韦威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马歇尔直接给韦威尔拍去一封电报,充满忧虑地指出,日本正在利用香港、马尼拉等英、美殖民地的陷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西方特权的宣传攻势,企图以此来瓦解中国的抵抗。因此,应当让中国增强对英美的信任,理解英美的诚意,“使他们确信我们在远东有着共同的目标”。罗斯福甚至曾要求丘吉尔把韦威尔从那里调走,以平息蒋介石的不满。

  在极力弥合中英关系的同时,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蒋介石的抗战热情。12月29日,马歇尔向阿卡迪亚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并在中国成立盟军的联合作战参谋部。丘吉尔最初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在目前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计过高,但罗斯福最终还是说服了他。第二天,罗斯福把这一安排电告蒋介石。蒋介石非常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要罗斯福派出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1942年1月1日,26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根据美国的意见和安排,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列于美、英、苏之后,在宣言上领衔签名。丘吉尔虽然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反对此事,但心里是耿耿于怀的。他在后来给韦威尔的一封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应该让你明白美国的观点在很多美国人的脑子里,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我要把在美国学到的东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中国’。”

  阿卡迪亚会议关于“体育家”计划的讨论仍在继续,史迪威的注意力还不得不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和北非战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1月13日,史迪威综合各种意见,起草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文件,列举了不宜立即实行“体育家”计划的65条理由。英国人坚持要美国实行这一计划的立场也在发生动摇,因为英军从埃及向利比亚发动的进攻遭到挫折,隆美尔已准备指挥德、意联军发起反攻。1月14日,也就是阿卡迪亚会议的最后一天,美英两国的军政首脑终于决定暂时取消“体育家”计划。

  史迪威为“体育家”计划整整忙碌了20天,还没有来得及松弛一下,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如同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又落到了他的肩上。阿卡迪亚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陆军部长史汀生约他到家里个别谈话。史汀生告诉他,陆军正在物色一名最合适的人选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命运之神正在向你招手。”

  两个星期以前,史迪威就从马歇尔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但当时确定的人选是第1集团军总司令德鲁姆中将。德鲁姆是陆军中的元老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担任过美国远征军的总参谋长。他狂妄自大、桀骛不驯,对参谋长马歇尔曾屡有不恭。派他去中国,既可以满足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又可以使马歇尔摆脱掉这个难以驾驭的家伙。史迪威认为:“从各方面来说德鲁姆都是个合适的人选。”他的副官多恩更是风趣地说:“蒋介石是个自命不凡的人,那就让我们给他派一个最自命不凡的家伙吧!”但是,当德鲁姆听说不会向中国派遣美国军队时,他拒绝承担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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