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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行军。道路越来越难走,一条条流速很快的山涧小溪横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队伍出现了混乱,“霍尔库姆掉队了,梅里尔掉队了,又热又累。李掉队了,斯利尼精疲力竭·诺瓦考斯基也是一样,天哪,我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史迪威和大家一样背着10磅的行囊,他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第三天的行军,史迪威不得不稍稍放慢了步伐,并把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以5分钟延长到10分钟。但是,掉队的人仍然不断出现。蚊虫和蚂蝗的叮咬,原始森林中腐败物发出的瘴气,饥饿、疟疾和痢疾的袭扰,使许多人变得极为虚弱。史迪威也在咬紧牙关坚持着。梅里尔在过一条小河时昏倒了,只好让挑夫用担架抬着走。

  军医官威廉斯上校找到史迪威,他担心连续的行军会把更多的人身体拖垮,请求再多休息几次。史迪威表情严肃地答道:“队伍不能再停了。日本轰炸机还在头顶上盘旋,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多延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他看着已50开外的威廉斯说:“真见鬼,我们俩的年纪比他们任何人都大,我们能坚持,为什么他们不能?这些人的身体状况真是糟透了。”

  中午休息时,“营地暑热袭人。到处都是虫子。”粮食越来越少了。史迪威命令负责分配食品的多恩上校,把每个人的定量减少一半。开饭时,他坚持站在队伍的末尾,最后领到一份少得可怜的食物。他要为大家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以鼓励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闯过难关。

  原计划两天完成的行程,他们走了将近4天。5月9日下午,他们终于到达了乌尤江边的迈凯。琼斯上校带领一队很能吃苦的中国士兵提前赶到这里,已经为他们扎好了5只大木筏子,明天他们就可以乘木筏子沿乌尤江漂流而下了。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看到了一支中国小部队。派人去询问得知他们是孙立人率领的第66军新38师一部。

  杜聿明接到蒋介石要他率部继续向密支那前进的电报后,随即召集各师师长和参谋长在英多召开会议,宣布了委员长的电令。他计划以第96师余韶部为先头,以新22师廖耀湘部居中,以新38师孙立人部断后,急速向缅北前进。据杜聿明后来的回忆录说:“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其实未必如此,孙立人就另有打算。

  孙立人在国民党将领中有着比较奇特的经历,他既不是黄埔精英,也不是占地为王的地方势力,而是一个前后读了9年大学的洋务派军人。191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23年毕业后,又以官费到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一年,获理学士学位。接着又考入史迪威的母校——西点军校,学习了4年军事。1928年离开西点,他曾游历了欧亚两洲,在英、法、德、日诸国考察军事。回国后又从下士做起,逐渐升至少将师长。

  他率领的新38师也不属于第5军建制。这支部队原为税警总团,归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执掌的财政部统辖。入缅之前,刚刚改成野战部队,列入第66军编制。宋子文和孔祥熙以职务之便,为这支部队购买了先进的美式装备,部队的主要军官也多为留美学生。孙立人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训练和指挥部队,使该部一转入野战就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仁安羌一仗,打出了新38师的威风,英国人伸出大拇指,史迪威也对他非常赏识。

  5月9日,第96师主力抵达孟拱,距密支那还有不到30公里。这时,杜聿明从广播里得知,日军已于5月8日占领密支那。当时,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个联队,且长途奔袭立足未稳。如果远征军全力猛攻,或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但是,杜聿明已没有了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却命令各部队“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进行游击战,伺机进入国境”。

  可那是什么山哪!茂密的原始森林,纵横的河流山谷,野象。猛兽出没,蚊子大的像蜻蜒,水中、树上、草丛里,到处是吸血的蚂蝗,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杜聿明以后终于体验到了在这样的大山里“游击”的滋味。

  杜聿明没有了进攻的勇气,孙立人却鼓起了抗命的勇气。他决心按照史迪威、罗卓英的命令,率部向印度转进。半个月以后,新38师到达印度,成为中国远征军中唯—一支全师完整突围的部队。

  英国人奖给他一枚“帝国司令勋章”,美国人授予他一枚“国会勋章”,蒋介石给了他什么?损兵折将的杜聿明回国后,官升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年长杜聿明4岁的孙立人,仍然当他的师长。委员长记下了他的“不忠”,这或许还给他最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一个伏笔。这里暂且不表。

  5月10日,史迪威在日记里简单记下了一句:“孙立人把队伍拉了出来。”

  上午10点30分,史迪威一行乘坐的木筏离岸出发,沿乌龙江顺流而下。西格雷夫手下的那些缅甸姑娘们,用亚热带特有的宽大树叶,在木筏上搭起了顶篷,以遮挡酷热的骄阳。这些姑娘大概是对美国将军的收留和保护表示感激,“她们干活总是很主动”。坐在凉篷下的木筏上,或闭目养神,或欣赏一下两岸的自然风光,4天行军的疲劳多少得到一些缓解。为了争取时间,“整夜都在驾着筏子向前赶路”。

  第二天,下了一场阵雨。史迪威敏锐地感到,“这是不祥之兆”,雨季就要到了。旱季的酷暑固然难耐,但进入雨季将给他们的行程带来更大的麻烦。傍晚又刮起一阵大风,江面上掀起了一层层的浪头,木筏已无法继续前进,他们只好靠岸停了下来。

  入夜,风停了。他们重新登上木筏,“奋力赶了一夜的路。暗礁很多,筏子开始散架。整个晚上我累了个半死”。次日清晨,他们来到了亲敦江边。从这里,他们要溯流而上,木筏已经没用了。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员上岸,步行前往霍马林。他们满怀希望地认为,布里尔顿或是英国人会在霍马林做好接应他们的准备。这天下午,当他们到达霍马林的时候,不禁呆了。这个靠近缅印边界的重镇,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邮电局的大门紧闭着,所有的民宅都已人去屋空,英缅当局的官员一个也找不到。史迪威气愤地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逃跑了。”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必须找到渡口,尽快渡过亲敦江。

  5月13日上午,他们在霍马林以北大约8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几条渡船和独木舟,终于渡过了640米宽的亲敦江。随后又踏上了西进的行程。

  现在他们已经脱离了日军的威胁,但是新的威胁又在向他们压来。霍马林的失望,深深地挫伤了一些人的情绪。食品已经所剩不多,几近断绝。雨季果然来了,狂风卷着暴雨倾盆而下,抽打在他们的头上、身上。一些人像发怒的野牛,毫无顾忌地发泄着不满和责难。烦躁、悲观、心理崩溃笼罩着这支队伍。

  幸好第二天下午,当他们爬上一座1000多米的高山时,遇到了从英帕尔赶来接应的英国人。一位名叫夏普的英国地方官员,带着400个印度民工和一支马队,运来了大批的食品和药品,甚至还有香烟、威士忌。英国人来的还算及时,史迪威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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