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世奸雄-希特勒(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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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希特勒除了得到本国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外，还得到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大老板的支持。美国大垄断巨头摩根、洛克菲勒、杜邦、亨利·福特，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董事长德特丁，英国报业大亨罗特米尔，瑞典火柴大王克雷格尔和法国军火商康采恩施赖德尔·克雷佐等，都给希特勒提供了大量金钱。一些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公然支持希特勒上台。《纽约时报》于1931年6月1日写道："假使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那就显然在华盛顿更孚众望了。"美、英垄断资本把希特勒看成是把德国和欧洲从无产阶级革命"危险"下拯救出来的救星，他们希望希特勒上台执政，消灭德国的革命民主力量，以确保他们在德国的大笔投资和贷款。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叛卖政策，也为希特勒的上台帮了大忙。由于他们的破坏，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以致不能阻止法西斯夺取政权。1932年3月，德国总统选举时，反动派曾提出兴登堡和希特勒为总统候选人，德国共产党当时曾指出："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可是，社会民主党却提出"取小害（兴登堡）而避大害（希特勒）的理论，支持兴登堡。正是他们选举了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的行将就木的兴登堡，希特勒才很快上台。　　浑水摸鱼的希特勒，夺权的条件在其内部也日渐成熟。这时国家社会党不仅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而且他还纠集了一批狂热的不择手段的法西斯骨干。他们将协助希特勒最后取得政权和帮助他维持政权。在这个时期里，有五个人的地位超过其余的徒众。这五人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1927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1923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他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这位战时空军英雄，这时身体已经发胖，但是仍旧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公寓，一方面担任一些飞机公司和一家航空公司的顾问，一方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从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亲王到弗里茨·蒂森和其他企业界巨头，其中还包括一些陆军高级军官。这些关系正是希特勒所缺少而需要的，因此戈林不久就积极介绍纳粹党领袖同他的朋友们相识。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国会议员，在1932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上台。　　恩斯特·罗姆在1925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玻利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夺取政权。因此，越来越经常地在街头闹事，同政敌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惨剧的。在罗姆的领导下，冲锋队为纳粹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　　柏林冲锋队有个名叫霍尔斯特·威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在贫民窟中同一个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许多反纳粹分子认为这个流氓是靠拉皮条为生，日夜同乌龟和妓女厮混的人。他在1930年2月被政敌所暗害，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歌曲，他也会像街头殴斗中双方都有牺牲的好几百人一样，就此默默无闻。这首歌叫《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马上就成了纳粹党歌，后来成了第三帝国除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外的第二国歌。霍尔斯特·威塞尔本人则由于戈培尔博士的巧妙宣传，成了纳粹运动的伟大神话英雄，被捧为一个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办事能干的组织者，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脑。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监督。他有着巴伐利亚人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有影响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当时在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这个奥地利来的脾气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由于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工人"这两个字眼，曾经支持社会党工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党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最后作为异端被希特勒驱逐出党。　　希特勒身边五员大将中第四号大将戈培尔，自从1926年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闹翻后，一直是后者的敌人和对手。在闹翻两年后，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组织首脑，戈培尔继他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培尔仍兼任柏林区党组织的领袖。他的宣传才能和改组柏林党组织的成绩，希特勒颇为赏识。但是他那一张油滑而刻薄的嘴和灵敏的头脑，却讨不到希特勒其他助手的欢心，他们都不信任他。不过，纳粹党领袖很愿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哪怕仅仅是因为这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篡夺领导权的保障。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施特拉塞，但是他对戈培尔的忠诚却是完全相信的；此外，这个瘸腿的狂热分子，常常有些奇异的思想，这对希特勒来说是颇有用处的。为了扩大宣传，他办了一张自己的报纸《进攻报》，戈培尔有流氓记者的办报才能和善于煽动群众的演讲本领，这对希特勒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这五个人中最后一个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无特色的一个。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公务员。1923年以前，他在慕尼黑当青年警官，曾经给希特勒在警察局里当过坐探，因此希特勒一直很感激他。他常常担当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纳粹党人中担任地方公职的第一个人。后来成了纳粹党的国会党团主席。他忠诚不二，办事很有效率，而且由于他外貌给人以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印象，在同共和国政府那些左右摇摆的官员打交道时特别有用。　　除了这五员大将外，在希特勒周围还聚集着一些诸如希姆莱、罗森堡、莱伊等一批乌七八糟的怪物。在共和国最后混乱的日子里，他们在千百万迷惑混乱的德国人的心目中却逐渐成了"救星"。他们有两个有利条件胜过他们的对手：首先，他们是由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领导的；其次，他们为了帮助希特勒实现他的目标，是完全不择手段的。　　在动乱不安的年代里，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政府危机迭出，84岁的总统兴登堡日益年老昏愦。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的一些头目信心日益高涨，他们不必再等待很久了。正如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公开吹嘘的一样："凡是有助于促成危机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好的，都是极好的。"正是：纳粹头目黑心肠，盼望天下大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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