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象征-朱可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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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919年春，敌人形成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包围。东部有高尔察克的军队，占领了彼尔姆-奥尔斯克一线；邓尼金的白匪军在捷列河两岸；乌克兰方向是乌克兰反革命政府（即所谓"执政府"）的军队及帝国主义的干涉军；拉脱维亚白匪占据着西部的沙夫里-朱塔夫地区；北面则是芬兰白匪军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军。在国内各路匪军中，高尔察克的力量最大，他的军队大约有30万人。高尔察克本人也被西方各国公认为"最高执政者"、"最高统帅"。其次就算邓尼金了，他被称为"最高副统帅"。当时白军的作战目标是：邓尼金扫清北高加索，进入乌克兰，和从东边进攻的高尔察克会师，共同进逼莫斯科和彼得堡。　　在强大的压力和全党的共同努力下，红军又迅速发展到了180万人，其中，有40万是装备齐全、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但是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的困难更为加剧，特别是一些最为需要的东西，如金属、燃料、衣服、谷物都极为缺乏。朱可夫回忆当时部队从莫斯科调到耶尔朔夫的情景说："在莫斯科饿得够呛的红军战士从车厢一下来，就一直拥向市集，买了大圆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样，不少人得了病。"这种困难的境况，也使红军的意志更加坚强，他们已充分认识到，只有取得胜利，才能彻底改变这一切。　　1919年3月，高尔察克在东线向苏维埃政权发起全面进攻。当时，苏军在东线不足10万人，而且分散在广阔的战线上。在强大的进攻下，苏军第5集团军步兵第26和第27师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由于兵力相差悬殊，加上社会革命党人策动富农叛乱分散了苏军的力量，第5集团军未能顶住高尔察克的进攻，遭到了重大损失，几乎有50%的人员伤亡和失踪。红军被迫向伏尔加河退却。这时，图哈切夫斯基接替勃留姆别尔格任第5集团军司令。　　4月中旬，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敌军已进攻到距喀山只有85公里，离辛比尔斯克只有100公里。在其他所有战略方向上敌军也都处于有利的形势。如果红军再往后撤，就退过伏尔加河了，那样，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两股敌人就会合在一起，形成对莫斯科的正面进攻。在这种严峻的时刻，苏共中央决定动员全部力量，首先对付高尔察克的部队。聚集在东线的红军部队分为北部军队集群和南部军队集群。同时，加强了前线的指挥力量。米海尔·华·伏龙芝被授权指挥南部军队集群。这一集群包括第1、第4和第5集团军，是东线的主力军。　　具有统帅秉性的伏龙芝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华。朱可夫所在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是伏龙芝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芝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芝成为他心中的偶像。朱可夫认为，伏龙芝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伏龙芝富有远见。他一上任就提出，在当前的困难条件下，应当尽快从敌军手中夺取战略主动权，打击敌军的士气，在我方部队确立对敌军必胜的信心。他更深入地分析到，即使在敌人获胜的情况下，如能给敌人造成某些挫折，并加以适当利用，这些挫折就可能成为高尔察克部队崩溃的开始。后来的战役充分证明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二是伏龙芝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面对战场形势，他认为，应当从正面拖住高尔察克的军队，用红军的精锐部队对其伸得过长的左翼实施迅速的突击，然后，进一步把反突击变成为红军东线全面强大的反攻，进而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伏龙芝还充分估计到，高尔察克的左翼是弱点，其主力正在正面作战，不可能会对左翼实施有效的支援。伏龙芝的建议受到了列宁很高的评价，实施后取得了重大胜利。　　三是伏龙芝和军亲众、关心士兵。伏龙芝在保卫乌拉尔斯克的战斗中，来到朱可夫所在团。和战士拉家常、说知心话，关心战士的情绪、给养和武器，询问战士们家乡亲人来信说什么，战士们有什么要求，还谈起列宁对战斗的关切。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的心，鼓舞了战士的斗志。朱可夫后来说，他和他的同伴们常常回忆起这一次难忘的会见。　　在伏龙芝的领导下，红军逐渐掌握了主动权。高尔察克主管国防部的头目阿列克赛伊男爵在1919年5月的日记中记述道："毫无疑问，在西集团军方面主动权落到了红军手中。我们的进攻枯竭了，部队连滚带爬地向后撤，什么也守不住……"6月，红军夺取了乌拉尔山麓的重要城市乌法。紧接着，莫斯科骑兵第1师开往希波沃车站。在那里，朱可夫所在团与敌人第一次交锋。由于敌人数量比红军多，而且很顽固，所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阵地像拉锯似地被反复争夺。红军士气高昂，终于以顽强的意志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给朱可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这期间，朱可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入党之前，朱可夫参加了所在连的党的同情小组，理解党章党纲，由团党委书记和政委每星期谈两次话。这些谈话的时间既长而且有趣，使朱可夫从中学到了许多政治知识。1919年3月1日，朱可夫被吸收入党。当时，他表示，要把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员的义务，当投身于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时，牢记党的要求，要成为无条件服务于人民的榜样。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一天，却终生难忘。" 　　1919年8月，朱可夫所在的四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进行军事训练。在那里，他结识了与自己同一姓名的师政委格奥尔基·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朱可夫的这位"一家子"，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当骑兵当了10年，1917年就入了党，他从旧军队拉过来一个骑兵团加入了红军。在当时，政委的称呼和形象本身就象征着荣誉和才干。朱可夫通过师政委对政治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师政委建议他去做政治工作，但朱可夫谢绝了政委的好意，说明自己更乐意干军事工作。于是，师政委赞同朱可夫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并积极地推荐。但由于战斗很快又开始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1919年9月，争夺察里津的战斗爆发了。在扎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士巴之间进行的一场白刃战中，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弹片深深地嵌入他的左脚和肋部，他被送到了后方的医院。伤好后，朱可夫被给予一个月假恢复身体，利用这个机会，他回家乡看望了父母。家乡的形势令人鼓舞，农民们尽管生活困难，但情绪都比较高昂，群众们越来越倾向于苏维埃政权。这种气氛，使朱可夫坐不住了，假期刚满，他就向军事委员会要求把他派到前线部队去，但由于他身体还比较弱，被送到特韦尔的一个后备营，准备以后到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去学习。朱可夫的士兵生涯就要结束了，他将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更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的新岗位上。　　朱可夫亲身体验了沙皇军队与红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军队的生活，有许多感触，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对治军之道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沙皇军队最大的弱点，首先是士兵群众和高级军官缺乏团结一致。军官们特别是高级军官同士兵从不接触，不了解士兵的生活和思想，和士兵格格不入，进而视士兵的生命如草芥，把自己置于与士兵相对立的集团。其次是高级军官们相当普遍地不懂战役法和战术，在士兵中没有威信。士兵们信不过他们，不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但朱可夫对旧军队的军士所起的作用是肯定的。　　他认为，旧军队赖以支持的主要基础是军士。担任军士要经过严格的挑选，选中的人再经过专门教导队训练，各方面很严格、很正规。军士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负责训练和教育士兵，并且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下层的军官对军士的工作是十分信任的，这种信任对培养军士的主动性、责任感、首创精神是十分有利的。朱可夫在许多年以后，谈到这点时仍深有感触，他说，"哪里的上级军官对下级指挥人员不信任，哪里的上级军官老是监护着下级指挥人员，哪里就永远培养不出真正的下级指挥人员，因而也不会有好的分队。" 　　朱可夫是个思维敏锐的军人，看问题很准，也很爱思考。他从军事实践中领悟出来的规律性东西，为他的军事才能提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激烈的战斗中，朱可夫的战剑得到了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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