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象征-朱可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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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伏罗希洛夫又拿这个问题问政委津琴科，津琴科回答说："我认为军长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我对装甲坦克兵器的前途表示怀疑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可怜的、不合格的机械化兵团的政治委员。我认为，应尽快发展机械化部队，特别是坦克兵团，目前我们还太少。"伏罗希洛夫连连点头。　　朱可夫看到这种情况很高兴，他为上司的看法与他相同而振奋。他知道，他多次给军里提重视坦克部队建设的建议，多次不露声色的宣传攻势，终于在军长、政委身上起作用了。　　任4师师长后，朱可夫的名字在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频繁。1936年，他还被指定为参加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更是如此。朱可夫在第4师的成功，除了个人努力外，与他上下左右聚集着一批素质优秀的军官也是密不可分的。这些优秀的军人或给他以教益，或给他以支持，或把他的命令完整准确地贯彻实施。　　朱可夫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工作时说：在两个杰出的苏军将领叶果罗夫（当时任总参谋长）和乌鲍列维奇（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的领导下，白俄罗斯军区经常进行战争演习，组织指挥员和参谋进行训练。参加这类大的活动，大大开阔了他的军事眼界，帮助他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指挥特色。当时由于新的技术装备和军事理论不断运用，各种演习显得十分重要。直到许多年后，朱可夫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强渡别津河、步兵师与骑兵师遭遇战等大的演习。　　朱可夫对自己在第4师的工作是这么评价的。他说："这些年我只有一个信念：使我所指挥的师成为红军部队中最好的师、最先进的师。我对师的训练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精力和心血，使它摆脱了落后状态，教会指挥干部和司令部掌握现代战术、组织，以及指挥分队、部队和师的方法。""我并不是说，我们当时一切都做好了。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师的训练方面，我们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当时已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贡献了全部力量。" 　　在此期间，国防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1936年春，西班牙内战爆发了。此时，正是德、意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的时期，他们叫嚷要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武装干涉，支持叛乱分子推翻新生的民主政权。局势对叛乱分子很有利。如果叛乱分子得胜，就意味着法国将处于法西斯分子的包围之下，这样，西方对德国的抵抗能力就进一步削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西方各大国既害怕西班牙民主力量的胜利，又害怕严厉的制裁会引来德国发动更大战争，于是，以所谓"公正"的态度，于1936年9月同德、意签订了不干涉协定。名义上对作战双方实施军火禁运，事实上只是使西班牙民主政权得不到武器供应，而叛乱分子则能得到德、意的支持。西班牙民主政权即将被颠覆。面对危急的形势，斯大林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对西班牙内战进行干预。　　苏联全国上下立即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以飞机、坦克、粮食及军事人员等全力支援西班牙民主政权。其中，有飞机800多架，坦克362辆，军事专家339名。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承认，如果不是苏联的大力支援，西班牙反政府武装几乎可以肯定在1936年底就大获全胜了。　　1936年秋，由伏罗希洛夫举荐，并经斯大林同意，朱可夫离开骑兵4师，参加了苏联派往西班牙的军事观察员团。这次选派的军事观察员都是杰出的将领，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后任苏联国防部长）、炮兵元帅沃罗诺夫、著名坦克战专家帕夫洛夫将军等。团长是扬·别尔津将军。聚集这样一批精英，不仅对西班牙民主政权是个很大的帮助，同时，对苏军建设也有较大的推动。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朱可夫和其他军事专家一起利用这一机会检验了苏军关于装甲车战的理论，考验了苏制各型坦克的性能。可以说是对现代军事理论和现代装备的一场实验，是苏军未来进行现代化战争的一次实弹演习。　　关于苏联派军队直接参加西班牙内战一事，苏联官方一直否认，并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说"这些报道纯属虚构"。但从当时的外电报道及后来苏军退役人员所著的回忆录看，苏军很可能派部队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只是派的不是按照标准编成的正规战斗部队。一位参加者回忆说：在当时情况下，"一个中尉或少尉只是充当地位很低的装炮弹手，来试验装备的性能，并取得实战经验。实际上坦克部队里的俄国人全是军官，或是正在培养作军官的高级士官学校学生。" 　　苏军这些小规模的坦克部队到达西班牙后，在军事观察员团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几次激烈的战斗。有的打得很出色，但也有好几次失利，比较典型的是丰特·德·爱布罗之战。当时军事观察员团命令40辆苏制新式坦克投入战斗，并通过泥泞地带向敌人发起攻击。结果，由于地面滑，坦克行动迟缓，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战斗结束后，只剩下了12辆坦克。　　尽管有过失败，但这次内战给朱可夫和其他军事专家带来许多宝贵的经验及教训。事隔30年之后，苏联军方创办的《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载文说："在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中，坦克部队，和整个苏联军队一起，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作了更好的作战准备。在那几年中，他们得到相当多的实战经验：在西班牙战场上，在哈散湖周围，在哈勒欣河畔，在芬兰的森林里……这些都是严肃地考验我们坦克部队的里程碑。" 　　美国作家奥·普·钱尼则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西班牙提供了一个试验场，新式武器得到试用，一些有争论的现代战术概念，也可以在这里进行研究，看效果究竟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初露头角，虽然被誉为未来的武器，却基本上没有在高速推进的战斗中试验过。西班牙战争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朱可夫、帕夫洛夫、罗特米斯罗夫、科涅夫和其他人加以利用。"可以说，西班牙内战加速了朱可夫坦克战理论的成熟。　　就在西班牙内战进行当中，苏联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肃反运动，重点是对军事机构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行大规模清洗。这次清洗是斯大林一个时期内实行极左路线的表现，对红军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惨遭杀害。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叶果罗夫元帅、布留赫尔元帅都先后被捕并被处决。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创建人，他在安全部人员逮捕他的时候开枪自杀。《铁流》一书中著名的科茹赫师长的原型科夫丘赫，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团司令，于1938年7月被枪决。朱可夫所热爱的上级雅基尔（当时任基辅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和老军长塞尔基奇都先后被枪决。就连在西班牙任军事观察团团长的扬·别尔津将军也被押回国内执行枪决。　　红军损失之惨重，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数字略知一二。从1937年5月至1938年11月期间，5名元帅中被清洗掉3名，仅剩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2名；15名集团军司令被清洗掉13名，仅剩2名；85名军长中被清洗掉57名，剩28名；195名师长中被清洗掉110名，剩85名；406名旅长中被清洗掉220名，剩186名。苏联《在国外》周刊1988年第22期透露："根据可靠材料，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35000名红军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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