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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第十七章　战后余烟

　　从1945年5月8日午夜开始，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在这5年多的漫长时光里，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平静。世界人民为之瞩目的柏林，经过12年4个月零8天之后，也随着"千秋帝国"的寿终正寝，结束了凄凉而又恐怖的黑暗时代。大街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无数没有埋葬的尸体，在温暖的春季，从破砖烂瓦中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气，它证实了昨天的残酷，也预示着明天的希望。在柏林的大街上，再也看不见穿长统靴的冲锋队整齐的步伐，再也听不到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发疯般的喧嚣声，再也没有希特勒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尖叫声。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富有才智但又极易被引上歧途的民族已经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柏林上空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苏联与美英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日见加深了。应当说，从他们对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产生分歧开始，这种紧张关系就已经表面化了。随着法西斯敌人的消亡，昔日的盟友在政治信仰、利益与权力的分配，以及对战败国的管理等问题上，矛盾与斗争开始逐渐上升了。

　　作为占领柏林的苏军最高领导人，朱可夫意识到，苏联红军面前已不再是持枪荷弹的法西斯敌人，而是千百万的德国居民和战败一方的俘虏。希特勒的愚蠢和疯狂给他们带来了苦果。此时的德国，原有的一切政权都不存在了，全被占领军统治。人们不但要依靠占领军维持法律和秩序，而且要依靠占领军供给粮食、燃料和所有生活必需品。

　　柏林市内共有25万幢建筑物，由于这场战争，使20万幢遭到彻底破坏或部分破坏。市内的交通完全停滞。地下铁道1/3以上的车站灌满了水，255座桥梁被炸毁，市内电车的车场和动力系统全遭破坏，发电站、供水厂、煤气厂全部停止了工作。更为严重的是柏林居民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得到任何粮食供应了。

　　朱可夫知道这一切问题的解决，仅仅凭坦克大炮是不够了。他决定立即向苏联军人说明，谁是制造战争罪行的真正的祸首。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不允许有那样的念头，即因为法西斯分子在我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而去惩罚德国的劳动人民。我们要从国际主义义务和人道主义信念出发，采取一切措施，帮助德国人认清自己的错误，迅速根除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加入到以和平和民主作为最高目标的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大家庭中来。"

　　还在柏林市内和郊区的战斗仍在进行之时，苏军统帅部就已经在为柏林居民建立正常的生活条件而努力了。

　　1945年4月23日，由朱可夫签发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第5号命令宣布：

　　"德国境内红军占领区的一切行政权力，由军事当局通过各城市和地区的卫戍司令员行使之。

　　每个城市均任命卫戍司令员。民政权力机构由当地居民组成：城市设市长，较小的市镇以及村庄则设镇长和村长；市长、镇长和村长在督促居民执行一切命令和号令方面对军事当局负责……"

　　第5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上将担任了柏林市苏军卫戍部队司令员。他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德国法西斯党及其一切组织，并禁止他们活动。他要苏联驻军在继续扑灭大火、组织搬运和掩埋尸体、以及扫除地雷和炸弹的同时，必须组织粮食供应，首先把居民从饥饿死亡中拯救出来。

　　在苏联军事当局的控制下，柏林实行了粮食供应的配给制。苏联政府对德国的第一项援助，就是给柏林运来了96万吨谷物、6万吨土豆、5万头供屠宰的牲畜，以及糖、油和其它食物。

　　苏军的行动，使具有民主倾向的居民情绪高涨起来，过去由纳粹党人所煽起的种族戒心逐渐消除。

　　一天，朱可夫乘车路过柏林市郊。他看到路边一群人正聚在一起谈论着什么，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孩子，也有苏联士兵。朱可夫远远的停下汽车，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他看见一个苏联士兵怀里抱着一个4岁左右、长着淡黄头发的德国男孩子。士兵说：

　　"在我的家人从科诺托普撤退时，我失去了妻子、年幼的女儿和儿子。他们是在火车里被德国飞机炸死的。现在仗打完了，可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怎么生活呢？"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几位德国老百姓，又抚摸了一下孩子的小脸，恳切地说："既然这男孩的父母都被党卫队枪毙了，就把他给我吧！"

　　不知什么人开玩笑地说：

　　"这小家伙倒是挺像你呢……"

　　孩子身旁一个女人用德语说道：

　　"不行，不能给。这是我的侄儿，我要亲自把他抚养大。"

　　有人作了翻译。士兵深感失望。

　　朱可夫憋不住了，插进去说：

　　"听我说，朋友，你回到祖国，还不能给自己找个儿子吗？我们那里的孤儿多的是！你找个带娘的孩子，那不更好。"

　　一席话，逗得周围士兵们哈哈大笑，连那个德国孩子也跟着笑起来了。战士们解开自己的挂包，把面包、罐头、食糖分给在场的孩子和妇女们。抱孩子的士兵在男孩的脸上亲吻了一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很不情愿地把孩子递给了那个德国女人。

　　看到自己的士兵纯朴而又善良的心肠，想到曾经是敌对国家的两个普通家庭的不幸遭遇，朱可夫百感交集。他走到这个士兵的跟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虽然朱可夫穿着皮外套，没有戴肩章，但一下子就被人认出来了，他的和蔼和热情使士兵们对自己的元帅既尊重又亲近。

　　还有一天，朱可夫和一些军官路过菩提树大街时，一位陪同军官指给朱可夫看一幢房子，说里面住满了德国伤兵。朱可夫决定进去瞧瞧。

　　朱可夫发现，这些伤兵大多数是15到17岁的少年，几乎都是些孩子。朱可夫问他们，当德国已处于毫无希望的情况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参加作战的。这群少年都低着头，默不作声。经过一番劝导，其中有一个说：

　　"我们除了拿起武器参加对柏林的防御外，没有别的出路。谁不愿参加，就会被送往秘密警察局，那就回不来了……"

　　在交谈中，朱可夫得知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曾在1941年莫斯科附近打过仗。朱可夫告诉他们，他自己也在莫斯科附近打过仗。这时，原先紧绷绷的气氛好像活跃了一些。一个伤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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