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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确实的是，在1848年7月21日的信中，他向父亲陈述说： 主考人总喜欢挖空心思地寻找一些最难以回答、最 出人意外的问题当面质问你，然后又对你说：这些问题， 我已经在课堂上讲过了。有些人跟我一样，对这类问题 根本无言以对。我心里明白，每当临近考试的时候，人们 便后悔没竭尽全力去攻读法学。去年也是遇到这种事 ……对此，明年必须作出深刻考虑，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是 必要的。 我们认为，后来的“考虑”大概导致皮埃尔作出决定，让这位三年级的大学生于1848年秋定居巴黎。 如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所指出的那样，1848年11月IO 日，儒勒·凡尔纳和爱德华·博纳米乘坐公共马车到了图尔，然后从图尔乘火车到达巴黎，这时，1848年11月4日庆祝宪法颁布的活动刚刚结束。 这两位朋友在古剧院街24号找到一个房间，于是便在这里安顿下来。其中一位悲伤欲绝，常常强作谐趣以掩饰内心的痛苦。菲伊太太对两位年青人微薄的经济来源深表同情。他们每天只有四十个苏作膳费。她写道，那时，人们可能这样认为，削弱无人约束的年轻人的活动能力是谨慎的。她给一心只想让他们的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的185O年前后的资产阶级强加的这种意图，未免有点夸大其词。这两位俭朴的大学生每月花60法郎上寄宿学校，而每天的早餐又得花掉5个苏。可是，每月只有100法郎，他们当然很难维持，因此，他们有时要求从父亲的腰包里掏取额外的小量开支，我们对此不要感到诧异。博纳米要求多给5法郎好去看戏；儒勒·凡尔纳被对戏剧的兴趣折磨着，只好利用剧院雇用捧场者的方便。 他的姑父夏托布尔为他打开了若米尼、马里亚尼和巴雷尔太太的沙龙。这对一位一心只想借司法职业以献身文学的年轻的法律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进入一个文学沙龙，这意味着使他能与吸引着他的文学界人士交往。可是，一个严重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两位朋友只有一套礼服！啥要紧！他们轮流着穿就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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