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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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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读过这篇故事的人都会记得扎夏里尤斯这个人物。他是日内瓦的一个心灵手巧的钟表匠，发明了擒纵机构后，他把灵魂比作发条，把躲体比作调整机构，自以为发现了“灵魂与肉体结合的全部秘密”。上帝创造了永恒；扎夏里尤斯用自己的发明征服了时间，并有规律地安排了错乱的时刻。他不会死亡，因为他调整了时间，时间将跟他一起殁灭：他的生命跟他所有钟表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后来，他的负责调整太阳的同行、外表象钟的一个古怪的侏儒施展法术，使他的钟表一个接一个地损坏了！他的女儿热朗德把他拖去望大弥撒，但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位“傲慢的老头儿不肯向圣体俯首折腰”，而古钟楼的那只钟竟停了指针，连正午也没打响！ 只有安德纳特城堡的那只钟没发出任何抱怨。这只钟每个钟点都要显示一条天主教的格言。它的制造者的生命取决于它的运动；因此，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这只钟找回来，防止它停走。 在这座早已倾颓的城堡中，他终于发现了这只钟和它的主人。这位主人不是别人，正是负责调整太阳的那个钟表匠。扎夏里尤斯欣喜若狂，傲气倍增，勿勿忙忙将这只钟拨前了一个世纪！可惜，出现在钟盘上面的再不是虔诚的格言，而是亵渎宗教的箴言。热郎德请来的一位隐修士给这只古钟驱邪，古钟终于显示出最后一条警语：“谁要跟上帝比高低，谁将永世被罚入地狱。” 计量时间的机器随即爆毁；发条在大厅四周蹦蹦跳跳，扎夏里尤斯拼命追赶，徒然地想把它抓住。他连喊几声“我的灵魂，我的灵魂！”随即一命呜呼。 以后，这位作者在颂扬科学的同时，同样不时地插入一些感想或事件，提醒我们谨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度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固然可将这些界限扩大一点，但这些界限毕竟还是存在。 必须承认，他在这篇寓言中相当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种激烈性暴露了他的内心斗争。他对科学进步的赞赏跟他的宗教信念发生了冲突，他把自己如此重视人类的知识视若一种内疚。随着他对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化，这种冲突逐渐模糊了。“科学使世间万物向它靠拢，而无需追溯产生最初原理的无限源泉。”25岁时，他之所以为这种跟对科学的自豪感相拂逆的冲突所困扰，乃是因为他尚未很好地把握住科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他处于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不能和睦共处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怪异故事是一份起诉状，当然主要地不是针对科学，而是针对科学对某些人可能产生的迷恋。这种人给科学赋予各种狂妄的野心。虽然他新近获得的知识对形而上学产生某种反响，但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科学的遥远目标是给人类对宇宙的斗争和对起始原因的探求带来一点光明；但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只因爬了几级便自炫已到达阶梯的顶部，这无疑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科学乃是一只名副其实的达娜依特的酒桶。上世纪末的科学主义变得渐渐模糊，现代的唯物主义流派本身也比其兄长要谨慎得多。一般说来，各种流派依然存在，但仅代表各种思想倾向而已；人们不再对用权威口吻作出的肯定感到满意。1854年，各学派之争更为尖锐，给扎夏里尤斯提出的要谦虚的教训也许不是无益的。我们这位小说家所走的正是这条路；人类必须主宰压抑着自己的大自然。人类所遭遇的悲剧将成为他的基本主题，他将通过想象出来的例子去阐明这个主题。 巴黎歌剧院的年度停演即将临近，1854年5月31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他热切盼望离开使他感到厌烦的这个歌剧院”。 这种语言使人看出，他对戏剧的热情正渐渐减退；事实上，他在信中还说到他“更多地是在学习，而不是在工作”。他第一次暗示为使自己的知识臻于完善而作的努力，而区他还提出了证据，“因为我发现了一些新的体系。”由此可以推算出，他把勒·布拉兹先生向我们谈到的这个新的领域纳入文学的计划是1854年。 他给父亲寄去了一个独幕诗体剧的剧本让他审查，并告诉父亲，在巴黎歌剧院停演期间，他在奥德翁歌剧院和甘纳斯剧院所作的尝试，但他并没忘记“第二篇关于在北极冰川上过冬的文章”即将发表。1851年，而不是如人们普遍所说的1854年，他到敦刻尔克去探望他舅舅奥古斯特·阿洛特·德·拉·菲伊。在注明7月27日的一封信中，他的确把这次旅行告诉过他母亲。这封信曾提到1851发表在《家庭博览》上的两篇文章《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和《乘坐气球旅行》，因此年份应为1851年，而不是1854年。 敦刻尔克“这个完全属于荷兰的小海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但尤其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北部大海给他产生的印象。 在这个海岸上，夹杂淤泥的浪涛呈铅灰色，因而使旅客大失所望，但这个地区的阴郁气氛和这片大海的严酷景象却为他提供了想象的养分。怀有敌意的大海非但没使他感到扫兴，反而唤起他内心的深沉回响；他的幻想把他带到与北冰洋和神秘的冰川相接的这片蓝色的海洋之外。后来（1875年），他给尤其喜欢地中海沿岸阳光明媚的迷人景致的赫泽尔写信说，他喜欢多雾景色那种染有悲伤色彩的柔和，而且他将阳光视若自己的敌人。 我们不难想象得出，他那时的确为自己与敦刻尔克的性格粗旷的渔民生活在一起而感到满意。 1855年，《家庭博览》发表了《在冰川上过冬》。他给这篇小说加了个副标题《一对敦刻尔克清人的故事》。这篇故事充分反映了他对在敦刻尔克逗留的短暂日子的一如泉涌的记忆，这些记忆掺合了他在观察北部大海时所产生的联想。在这篇作品里，扎夏里尤斯性格温和的女儿热朗德变成了性格同样温和但富有勇气的玛丽。热朗德的宗教的帮助下反对她父亲的妄举，玛丽则为挽救她的未婚夫而顽强斗争。两个女性都温柔而坚强。 让·科恩比特将他那艘勇敢的年轻人号双桅横帆帆船的指挥权让给了他的儿子路易。原定在出海归来后，路易便要跟他的表妹玛丽成亲。船只出现时，全体渔民和海员由本堂神甫带头，领着未婚妻和她的舅舅到海边的栅状突堤上。当人们发现船上悬挂半旗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船长路易在马尔斯特隆援救一艘遇难船只时失踪了。大副安德烈·瓦斯林被迫将船驶回港口。父亲立刻决定驾船返回出事地点。玛丽悄悄上船，要去参加搜索活动——大副对这种搜索并不抱什么希望——搜索渐渐推进，勇敢的年轻人号不得不在冰川上过冬。经历了无数次事件——其中包括被对玛丽垂涎的瓦斯林收买的部分船员的叛乱——之后，路易·科恩比特在一块大浮冰上被人发现了。瓦斯林丧生，故事善始善终，不幸的是，勇敢的父亲在这次远征中因疲劳过度而死去。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后来在《格兰特船长的女儿》和《海底两万里》中重新出现的一些题材，尤其不难看出《哈待拉斯船长历险记》的某种雏形。 人生的艰难似乎使他脱离了这种使他获得成功的体裁。他写了几部喜剧聊作消遣，但全都塞在抽屉里；他还编了一出滑稽歌剧《香庞泽先生》。该剧由伊尼亚谱曲，于1857年在巴黎滑稽剧院演出，可惜至今尚未找到手稿。1854年7月1日，由于塞韦斯特病逝，从而解除了他在巴黎歌剧院的职务，尽管事实上，他还继续干了一年。因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作自己的事情；可是，我们发现，在他的通信中，他几乎不再涉及到在《家庭博览》上发表文章的事。他就《禁闭十一天》这出喜剧的主题征询过他父亲的意见，但这出喜剧隔了多年之后才搬上舞台演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它。 在1855年11月20日的一封信中，他告诉他母亲说，他“整天都在写作……只是必要时才出门”；他即将换一个标题将《拉·季奥孔达》拿出来，并且正在“赶写我曾经谈到过的那出五幕喜剧”。——一封没标注日期的给他父亲的信说，《佩戴牛至花的伙伴》正在排演，而《科举·马亚尔》正你敢新上演。至于那出诗体喜剧，终于写出来了，小仲心很快就把它送到甘纳斯剧院。 这出五幕诗体喜剧只能是《当今的幸运儿》。这出喜剧比起先前那些滑稽歌舞剧和枯燥无味的作品来要严肃一些，如他曾许诺过的那样，它企图描绘整个巴黎社会，抨击这个社会的虚荣和对金钱的恋慕。 一个名叫蒙布伦的金融家打算使用跌价的手段，使戈尔太太的资本增加3倍，然后娶这位顾客的女儿为妻，以夺取这项交易所获得的利润。布列塔尼青年皮埃尔给这种图谋设置障碍，银行家提出要跟他决斗；与此同时，这位银行家奸污了戈尔太太的女儿，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使婚事不可避免。法军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使交易所的行情非但没出现预先期待的下跌，反而上涨了。“哎，要是他们遭受失败该多好哇！”失望的银行家哀叹道。嗣后，他拒绝了不再使他发生兴趣的婚事。 决斗发生了：出乎一切意料之外，年轻人仅凭自己的勇猛，竟打败了那位好斗刻的银行家，并把他杀死了。人们或许会这样希望，已经报仇雪恨、但心绪摇摆不定的姑娘一定会嫁给至少可使她获得爱情的表兄。 这出喜剧在整整5场中，鞭笞了一个追求享受、受人摆布而又虚伪的社会阶层，剧中安排了大段大段的台词，抨击了投机分子、交际关系中的虚荣、戏剧评论以及“一般”观众的冷漠。第五幕发展为一场悲剧。 剧情安排得挺不错，人们已经觉出某种行家的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剧作者摆脱了青年时代的天真，也许能取得成功，但他毕竟尚未获得他最终采用的那种文学体裁所能给他提供的广大公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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