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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赫泽尔从意大利回来和儒勒·凡尔纳从南特回来以后，两人于10月份在巴黎相见。毫无疑问，赫泽尔彻底地披露了他的心事；他是要帮助书稿的作者巴斯葛尔·格鲁赛。此人是个被流放的公社战士，后来当选为巴黎的社会主义者议员。

　　格鲁赛一直手头括据，想通过自己的笔弄点人息。他虽然聪明干练，但至今仍然是个笨拙的新手；后来，他以达里尔和安德烈·劳里的笔名，在各国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狱中生活”的小说，并获得成功，从而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他在翻译和改编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但在1878年，他大概处境十分狼狈；因此，赫泽尔向他提了许多建议，并给他预支了一笔较大的款子，但他毕竟无法考虑出版像《朗热沃尔的遗产》这样一部不成熟的作品；他所能作的，就是将他的这部书稿买下来。我们知道，这部书稿包含两个构思：一座用以发展军火生产的德国城市与一座以甜美的生活为象征的法国城市之间的竞争；能发射填满炭酸的炮弹的大烟与鱼雷之间的冲突。

　　这两点都只写出一个纲要；格鲁赛无法将它们写成小说；因受政治见解的影响，他从这个题材中仅仅看到，这是对导致1870年战争的德国野心进行批判的一个机会；但要想使这种批判变得有效，就必须作出更为认真的研究。

　　为了帮帮赫泽尔及其被保护人的忙，儒勒·凡尔纳承担了这个任务。仔细想来，他对格鲁赛所虚构的这个故事的实质还是满意的。他自己当时也受到1870年战争所造成的创伤的影响，内心蕴藏着一种因失败而变得更加激烈的爱国情感，况且，他一直保留着那次在克虏伯展出其产品、尤其是一门精良巨炮的博览会使他产生恐惧的记忆。

　　我们知道，他善于利用别人提供的题材，并善于将这个题材变成大不相同的东西；他善于表达德国的实力使人产生的忧虑，尤其是善于表达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精神状态。但他对邻国居民所具有的才智还是表示钦佩的；苏尔策先生丝毫没受到侮辱和讥讽，而是作为一个聪明过人、彬彬有礼的人物出现的。

　　我们不得不赞成沙拉赛恩医生的抱怨：“唉！为什么这个禀赋非凡的人竟会是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他不把自己少有的智慧用在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上呢？你想，损失了多少力量啊！要是当初我们能把这些力量和我们团结在一起，并且使它有一个跟大家一致的目标的话，原可以发生很好的作用的！”

　　跟希特勒后来那样，苏尔策先生的死是因为他“不择手段”。

　　或许有人会这样认为，儒勒·凡尔纳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流露出沙文主义的情绪；其实，他仅仅显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他只希望一点：让今天的敌人变成明天的朋友。不少德国人也抱这种情感，“从敌对力量的灭亡中捞不到好处。”很显然。钢城斯达尔施塔特就是埃森和克虏伯工厂的翻版。法兰西城只不过是一座理想都市的蓝图。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房屋之间互相隔开，街道宽敞而通风，道旁种满树木，一切都是合理的、豪华的、符合卫生的，城里的居民过着一种既愉快又富裕的生活。

　　《蓓根的五亿法郎》发表于1879年；正如儒勒·凡尔纳原先所担心的那样，这部书有点太短，因此在出版时附上一个中篇《邦蒂岛的造反者》。这个中篇叙述的是刚开始对波特凯恩岛实行殖民化时所发生的一起历史事件。

　　※第三十五章　一只机器象

　　我们可乘坐这只机器象跑遍整个印度，
　　这个国家当时仍处在殖民军中印度兵起义的影响下；
　　小说以《机器房子》为题发表于二880年；
　　儒勒·凡尔纳在南特结识一个名叫阿里斯蒂德·布里昂的年轻人，
　　作家受这个年轻人的启发，
　　将《两年假期》中的一个主人公取名为布里昂

　　1877年和1878年，儒勒·凡尔纳搬到南特，住在絮弗朗街1号，希望南特的家庭环境能对他儿子的心理产生一种有益的影响，希望那里的温和气候能促进他妻子病愈康复。

　　在此期间，他有机会跟一位中学生通信。这位学生住在圣纳泽尔，家境贫寒，父母早已分居。

　　他对这位小青年产生了好感。后者的聪慧深深地打动了他，其敏感也曾引起过他的注意。这种敏感尤其加深了这个年轻人遭遗弃的情感。

　　在给赫泽尔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这种关系的痕迹，“我到南特的乡间住了几天，把布里昂也带去了。在一个这么和睦、人口这么众多的家庭环境里，我把他变成一个宁静的人。要知道，直到如今，他尚未领略过家庭的温暖。”

　　1927年前后，我在外交部受到一位名声显赫的政治家的接见。这位政治家对我说，儒勒·凡尔纳曾跟他有过通信关系；他甚至有点得意地说，卢瓦尔河入海口的一艘引水船曾将儒勒·凡尔纳的名字换成阿里斯蒂德·布里昂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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