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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在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了理想的安身之地，伏尔泰的心情异常的激动和喜悦，逃离普鲁士带来的惊恐、抑郁、孤寂、沮丧以及一连串的不愉快都已一扫而光。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系列的颂诗，并立即结集以《伏尔泰关于1755年5月乔迁日内瓦湖畔的住宅献诗》为书名公开出版。

　　伏尔泰在宠爱的外甥女的陪伴下，在德利斯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有万贯家财，舍得花钱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为了生活方便，他雇请大批仆人，甚至还为德尼夫人另外准备了一班侍候人马。他买下了四辆马车，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小剧院。流浪漂泊了大半辈子的伏尔泰，准备在这里好好住下来，充分享受富足自由的晚年生活了。

　　没过多久，伏尔泰与他的意大利籍的秘书科利尼关系紧张起来。他们从科尔马到里昂时，曾为在马车上携带多少行李的事发生过争吵，科利尼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到日内瓦准备在普兰京斯安家时，他又喋喋不休抱怨生活艰苦，引起伏尔泰的不满。1755年夏天，科利尼到巴黎休假，在那里他不但放荡不羁，天天寻花问柳，而且还爱搬弄是非，对伏尔泰说长道短，伏尔泰极为反感。科利尼平日在家工作也散漫马虎，不能及时完成主人交给的工作，还勾引主人的女客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在给自己的情人写信中居然轻浮地讲一些德尼夫人的风流韵事。

　　德尼夫人偶然在桌上看见了这封尚未发出的信，她非常生气，伏尔泰也气愤不已，他立即决定辞退这一不安分守己的秘书。他们最后分手还差一点闹出了麻烦。因为科利尼临走前，伏尔泰怕他带走不利于自己的东西，便私下彻底检查了科利尼的行李。科利尼外出归来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更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一气之下拔出剑来非要和伏尔泰决斗不可，在很多人的劝解下，他才平静下来。为了息事宁人，伏尔泰在科利尼离开时又给了他很大一笔钱。接替科利尼职务的是一位名叫瓦格尼埃的小男孩，他是两年前跟随伏尔泰的，当时年仅14岁。伏尔泰很喜爱这个聪明诚实的孩子，经常教育他要好好读书做人，甚至还不顾年老体弱，亲自辅导他学习拉丁文。在以后的22年中，瓦格尼埃一直是伏尔泰忠实的朋友和非常称职的秘书。

　　快乐山庄没有取暖设备，因为伏尔泰不愿意为修壁炉而破坏整栋房子的外观和结构，而他和德尼夫人又忍受不了冬天的寒冷，所以1766年冬天，伏尔泰又在洛桑附近租了一所有取暖设施的房子，第二年春天，他和房主签订了为期9年的租赁合同，以后便常常在这里过冬。

　　定居日内瓦，伏尔泰感受到了生活的平静、自由和安逸，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仿佛置身在“世外桃源”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国王，没有监督者，没有耶稣会教士，除了自己的愿望之外，没有其他责任，只看见步行到此吃饭的统治者，我们尽情地愉快生活。”①

　　①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37页。

　　2.中国文化的赞美者

　　伏尔泰到达德利斯安家不久，便收到卢梭派人送来的刚刚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他以前曾拜读过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一文，这是在第戎科学院关于“科学和艺术的重建是否对道德的纯洁有所贡献”的有奖征文中获奖的文章。伏尔泰指责第戎科学院提出的题目是学童的作文题，他没有直接批评卢梭对这一问题的否定，但是他认为如果因社会存在弊端而否定社会发展与进步，就如同人们因消化不良而不吃东西一样荒诞可笑。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伏尔泰是坚定的反保守的人物，他不屈服时尚的原始主义或尚古主义，毫不含糊地坚持非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科学进步以及艺术日趋精致优雅的原则，攻击广泛被人接受的自然状态的神话。

　　收到卢梭的赠书后，伏尔泰并没有对《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发表评论，而是借机给卢梭回了一封信，反驳其在第戎征文中的原始主义观点。他说，他不喜欢像动物那样用四条腿走路或像印第安人那样生活，因为不开化的印第安人像文明的欧洲人一样邪恶。他半开玩笑地对卢梭说，文学所附着的蒺藜实际上是与地球上到处泛滥的罪恶相伴的花朵，大的罪恶却是著名的无知之徒所犯下的。

　　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中，曾以中国文明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都很发达，但文明未必是幸福，文明进步并不能矫正中国人的恶德，也不能使中国人免遭异族的征服。“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艺是为人尊崇、摆在国家的第一位。如果科学可以淳化风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增长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且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或者法律所称号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①”？

　　①参见让·雅克·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页。

　　伏尔泰反对卢梭的“文明否定论”，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深挚的爱好，对中国的政治和教育思想有较深的研究，他曾经认真阅读过译出的儒家经典，认为儒家的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孔夫子只诉诸道德，而不宣扬神迹，很值得西方人借鉴。他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

　　为了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反驳卢梭的“文明不是幸福”的主张，伏尔泰在科尔马逗留期间，完成了一部别具一格的悲剧《中国孤儿》，他还给其加上了一个含蕴深刻的副标题——“五幕孔子伦理学”。这个剧本以我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所作的元曲《赵氏孤儿》为蓝本。原作叙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捕孤儿赵武，妄图斩草除根。可是，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设计救出赵武，由程婴抚养成人，最后报仇雪冤。伏尔泰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把该剧时间跨度由20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删除了原作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加上一些爱情穿插，改编成了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

　　我国元曲《赵氏孤儿》传入法国，约在1732年至1733年间，这是传入法国的第一个中国剧目，就18世纪的整个欧洲来说，它也是独一无二的。伏尔泰最先是从巴黎的《法兰西信使报》上看到有关剧情介绍的，后来他又在法文对折本四厚册的《中国通志》里读到《赵氏孤儿》的译文。当时已40多岁的伏尔泰，被这个具有浓郁中国民族风格的戏剧所吸引了，他决定将它改编成新剧目。但由于生活长期动荡不安，这个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现，直到他已年逾60，历经坎坷人生的折磨，且又准备与卢梭论战时，才下决心动笔改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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