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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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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别具一格的人类智慧史：《风俗论》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强烈地震，12月初又出现余震。地震之后引发熊熊大火，房屋倒塌和烧毁不计其数，居民先后死伤三万余人。 第一次地震那天正是基督教的万圣节，教会人士借机大作文章，把责任归咎于无神论者得罪了天神，疯狂围攻进步思想家。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活动尤为猖獗，他们不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用上帝对人类惩罚的谎言来恐吓群众，还在里斯本举办功德会，用活活烧死无辜的百姓来奉祭天神，以期得到天神庇祐，阻止地震的再度发生。一时间，欧洲各国舆论大惊，人心惶恐，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在进步思想家中也引起了疑惑和不安。 伏尔泰得知这一情况后，激愤不已，他挥笔写下了一首哲理诗《咏里斯本灾难》，副标题是“对‘一切都完满’公理之检讨”。在这首著名的诗里，伏尔泰猛烈抨击了教会人士的别有用心，他坚信里斯本的灾难决不是因为那里的人罪恶深重而招致上帝的惩罚，教会宣传的那种上帝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里斯本悲剧的原因应该在自然界，在自然法则中去寻找，而不应在上帝的旨意中去寻找。他还反驳了蒲伯的世界完满论，他宣称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美满的人，明显是在撒谎，里斯本的废墟就是对这种谎言的最好驳斥。 《咏里斯本灾难》发表时，伏尔泰还同时发表了另一首哲理诗《咏自然法则》。这首诗阐述了伏尔泰自己的自然法则理论和自然神论主张，指责基督教的迷信、狂热、崇拜和教派争吵严重地违背了自然宗教的原则，宣传了宽容精神。《咏自然法则》和《咏里斯本灾难》两首哲理诗之所以一同发表，是因为二者是有机联系、相互补充的，它们是伏尔泰哲学思想、宗教观念和人生理想的生动写照。 伏尔泰《咏里斯本灾难》和《咏自然法则》的发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咏自然法则》在1756年一年内至少就出了18版。但是他也受到反动人士的攻击，甚至同为启蒙思想家的卢梭，也不同意伏尔泰的观点。卢梭在读到这首诗后，对伏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给伏尔泰寄来了一封论《咏里斯本灾难》的长信，他认为，伏尔泰把里斯本的灾难说成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这种学说比摩尼教还残酷。自然中的一切罪恶与人无法分开，因此问题应该是人为什么不幸福，又为什么要存在。罪恶来源于人本身，因为他们运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里斯本的灾难同样属于人的错误，因为他们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拥挤的城市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卢梭宣称，人们应该区分一般的罪恶和个别的罪恶，每一事物并非都是绝对善的，但一般地讲，宇宙的体系是完美无缺的。 伏尔泰热情而真诚地给卢梭回了信，他说哲学讨论只是为了消遣娱乐，不必过分认真。他这时所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和德尼夫人的健康，不想为这些额外的论战耗费精力，他甚至还主动邀请卢梭来自己德利斯的家里作客。但卢梭并没有理睬伏尔泰的友好举动，而继续对伏尔泰的一些观点进行攻击，他们的思想已尖锐对立。1760年6月，佛尔梅出版了卢梭的这封论《咏里斯本灾难》的长信，这引起了伏尔泰对卢梭的极大不满，毅然决定不再跟卢梭联系和交往，这样，同一阵营的两位著名启蒙思想家开始分道扬镳。1756年，伏尔泰最后完成了他一生中另外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试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简称《风俗论》），它被称为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姊妹篇。 《风俗论》构思、动笔于西雷隐居时期。伏尔泰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为夏特莱侯爵夫人爱米莉学习历史准备一本通俗有趣的教材。爱米莉对自然科学和哲学颇感兴趣，但对历史却兴味索然，伏尔泰为了使她相信，历史也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使人感兴趣，便亲自动手为她写一部通史。1739年，写出部分初稿，40年代在《法兰西信使报》上陆续刊出过。爱米莉死后，伏尔泰已没有信心继续写下去。在普鲁士王朝任职的时候，内奥尔以《通史概要》为题盗印了伏尔泰的手稿，这个版本错误百出，还增加了其他人写的一些反王权的段落，伏尔泰气愤地称它为“讨厌的版本”。 由于这一事件的刺激，他开始觉得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将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接着写下去，应该给世人留下一部真实而完整的历史著作。逃离普鲁士后，在科尔马不愉快的日子里，他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这部著作的撰写上，1756年终于最后完成并在日内瓦公开出版。此后，他仍不断审阅、不断修改完善，甚至在他去世那年，还对该书有所增补。1739年的初稿《通史》仅仅是这部煌煌巨著的序言；1763年，他补充了《路易十四时代》和其他涉及最近事件的一些章节，以修订本发表，这些补充的部分后来独立成书，称为《路易十五时代概要》。1765年，他完成了《历史哲学》一书，1769年《历史哲学》代替《通史》成为《风俗论》的导论。 伏尔泰说过，“我写历史更多的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①”《路易十四时代》虽然也显示了这种努力，但是它未完全离开它的主角路易十四，而且也过分强调了路易十四个人的成就。在《风俗论》的写作中，伏尔泰的指导思想越来越明确，他的启蒙主义的历史观也正式形成。他指出：“我的主要想法是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我把历代国王继承的顺序视为撰写历史的指导线索而不是目的。②”欧洲的历史，尤其是中世纪欧洲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宗教思想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兴衰史，是教权与王权既相互利用又彼此斗争的历史。宗教问题渗透到政治、军事、财政、贸易、哲学、文艺、科学等各个领域，又是许多历史事件的重要起因。《风俗论》以此为重点旁及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指出了人类从愚昧进步到文明的艰辛历程，从而揭示出人类必然走向理性时代的美好前景。 ①参见伏尔泰：《致赫维勋爵的信》，引自《路易十四时代》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②参见伏尔泰：《科尔玛公证文书》，引自《风俗论》中译本译者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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