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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蓬皮尼昂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大放厥词，引起了伏尔泰的愤怒，他立即以克洛多雷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何时》的文章，嘲笑蓬皮尼昂的放肆和无知。随后，百科全书派的莫尔莱神甫也写了《如果》和《为何》进行驳斥。伏尔泰意犹未尽，又以德利斯的笔名续写了《是》和《否》。这些文章像一连串的炮弹，对启蒙哲学的政敌进行猛烈轰击，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小品词大战”。蓬皮尼昂恼羞成怒，便写了一篇《陈情书》呈交国王，希望得到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

　　启蒙思想家们还有一名危险的敌人帕利索。他像佛勒龙一样，对百科全书派咄咄逼人之势甚为不满，曾抛出一篇题为《论大哲学家的几封小信》的文章，责备哲人党夸张偏执，互相捧场，对敌手妄加中伤。还对狄德罗的《私生子》大加讽刺。1760年5月，帕利索精心炮制的一出喜剧《哲人党》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这一闹剧把哲人党的理想描绘成了有害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东西。它的上演虽然遭到法兰西喜剧院著名演员克莱龙小姐等的抵制，但是得到王室的认可，帕利索的保护人罗贝克公主在公演时亲临剧场以示支持，王储也表示欣赏。教会人士更加拍手称快。由于它具有一定的煽动和欺骗性，当时颇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因而对哲人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一时间，它成为巴黎上流社会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客观地讲，这部喜剧如从艺术的角度加以评价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剧情安排和人物性格刻画都很一般，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其对启蒙思想家进行了别出心裁的人身攻击。剧中的克里斯潘被描绘成四只脚走路的人，这显然是代表崇尚原始主义的卢梭；罗狄德明显是狄德罗的代名词，他被刻画成为无耻的骗子，经常利用自己关于人性的丰富知识，来骗取天真无知的妇女，他还在七年战争中表现出不热爱祖国的情绪。《哲人党》还影射了杜克洛、爱尔维修、格里姆等一大批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帕利索为伏尔泰的崇高威望所迫，不敢在剧中对其妄加攻击，达兰贝尔大概是因为退出了《百科全书》的编辑队伍，也得到了帕利索的“饶恕”。

　　帕利索侮辱哲人党，损害启蒙思想家的恶劣行径，激起了百科全书派的极大愤怒。狄德罗开始撰写《拉摩的侄儿》，他搜集了帕利索的种种卑劣言行，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一向温文尔雅的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莫尔莱神甫也一反常态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出版了《作为喜剧〈哲人党〉前言——夏尔·帕利索之幻想》一书，严厉谴责帕利索，甚至还直接指责其宫廷的庇护人罗贝克公主，并暗示她末日将要来临。国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冒犯行为，莫尔莱神甫不可避免地被关进了巴士底狱。

　　帕利索一直非常尊重伏尔泰，他在《哲人党》序言中宣称，他和伏尔泰关系很和睦，他把剧本寄给伏尔泰并声明，他攻击的只是哲学中的弊端，而不是像伏尔泰这样真正的哲人。伏尔泰虽然对这位坦率的学生抱有好感，但是他把启蒙事业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事业，把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和对同志的义务放在个人感情和礼节之上，坚定地反对帕利索对哲人党的挑衅行为。在给朋友和支持者写信时，伏尔泰表示，他坚决反对帕利索在舞台上嘲笑哲人党，他认为全体巴黎人民应该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团结起来反对帕利索可耻地歪曲哲人党的理想。在与帕利索的通信中，伏尔泰也毫不隐瞒自己与《百科全书》的密切关系，承认自己为它写了12个条目，认为这一杰作是教育人民和维护国家荣誉所不可缺少的，他拒绝帕利索对百科全书派及其自由思想的一切批评。

　　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基础、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差异，因而难以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卢梭第一个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伏尔泰在《哲人党》的问题上，对帕利索只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批评态度，远远没有达到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所希望达到的激烈程度，这又引起了他们之间新的一轮争吵。伏尔泰抱怨哲人党们对帕利索的攻击持观望态度，没有积极反击。达兰贝尔则反驳伏尔泰作为哲人党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没有很好地保护和引导哲人党，为受辱的同志雪耻。

　　伏尔泰此时虽已无所畏惧，但是为了整个启蒙事业他还必宣考虑斗争的策略，他不愿意让人们把哲人党与“阴谋集团”等同起来。他认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因此必宣注意培养与他们的友谊，不论是外国君主、本国君主，还是王公大臣，如果他们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就可以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建立开明政权，消灭败类。达兰贝尔和哲人党其他代表人物则认为王公贵族是敌视启蒙事业的，他们不可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因而不能信任和依靠他们。达兰贝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哲人党的声望和荣誉，从气势和影响上压倒对立派，然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通过自身的影响左右舆论，实现社会变革。

　　尽管伏尔泰与达兰贝尔等哲人党的代表在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具体斗争的方式上，他却是非常激进的。他在反对专制斗争中一直冲锋在前，不心慈手软。按照达兰贝尔的解释是因为伏尔泰有独立而殷实的财富，有极高的声望，又远离专制统治的中心，因而无所顾忌。而达兰贝尔他们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只能采取相对委婉的、间接的、尽量不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来逐步实现启蒙思想运动的理想。伏尔泰感到达兰贝尔在“消灭败类”的斗争中有些踌躇，便热情地鼓励他：“勇敢而有力地讲出心中的话吧。打击后把你的手藏好。我完全相信他们是机敏的，有良好的嗅觉，会认出你的手，但是他们不能判你有罪，你将和好伙伴一起摧毁空谈家的帝国。一句话，我把败类交给你。①”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道：“行动起来，为人类效劳吧；消灭宗教狂热……我知道你们能够为理性复仇，……在我死之前，让我满意吧！”②

　　①引自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75页。

　　②参见《伏尔泰全集》（法文版），第41卷。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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