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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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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假期和旅游,认为绝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扫他们的兴。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他们从来也不辜负他的好意,足以表明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能设身处地和公平待人,使他常常为朋友的经济情况着想,而他的这个良好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大儿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一个很穷的年轻人,但每当他们两人要一道去爬山旅行时,弗洛伊德一定先问清楚这位朋友带多少钱,然后他就按照那个数目给他的儿子,他认为这样做才不至于使那位朋友处于尴尬地位。 弗洛伊德的最主要的收入,是从诊治病人中获得。在当时,他的医疗费,每次是四十奥地利克朗,这在当时的维也纳算是较高的。他把每次看病所零星收集的钱尽可能节省下来,一部分积存起来,一部分用于满足他收集古董的嗜好。至于著作的收入,起先都是小数目,他就当做礼物分发给孩于们。送礼物是他最乐意做的事,而且,往往急于马上送出去,并且不耐烦等到适当的时机,所以每当碰到孩子的生日,虽然有他太太的阻止,但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礼物送到孩子的手上。这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热情的个性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已。每天早晨邮差来送信,也是他所热心等待的一件事。他不但很喜欢接信,假如他的朋友,不能象他那样很快回他的信的话,他往往很容易不耐烦起来。 弗洛伊德对于金钱上的往来交易,从来都是毫无兴趣,他把一切节省下来的钱都投资到保险和政府的债券上去,绝不搞证券交换的活动。不过他的这些积蓄都因奥国经济形势恶化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而赔得一干二净。后来他接受教训,等到又有了积蓄时,虽然还是投资到政府公债上去,但把大部分送到国外去,存在比较安全的银行里。 假日旅行对弗洛伊德有特别的意义。每次当他一搭上驶离维也纳的列车时,他就会大大地松一口气。在每次出外旅行之前好几个月,甚至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就和家人、亲友反复地讨论未来的旅游目的地,计划找一个迷人的消暑胜地。他常常会在复活节时去作一次试验性旅行,同时向家人写一份有趣的书面报告。他们全家对这都很感兴趣,他们提出的条件也很特别:一幢舒适的房子,里面要有一间弗洛伊德能写作的房间;要位于一定的海拔高度上,有充足的阳光,有清新的空气,附近要有可供散步的松林,要有充分的蘑菇可采撷,要有美丽的景色,最重要的是要宁静,要远离任何为游人响往的名胜。 弗洛伊德的假日消遣最突出的活动就是找蘑菇。在这方面他有出奇敏锐的眼光,他可以说出哪些地方有蘑菇,甚至在火车疾驰而过时,也能指出那些地方来。有时当他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找蘑菇时,会突然离开他们。这时,他的孩子们马上就意识到父亲在近处找到了蘑菇,果然,他们马上就听到他找到蘑菇的那股欢笑声。在找到蘑菇时,他常常静静地爬过去,然后,突然用帽子把那堆蘑菇盖住,仿佛它是一只鸟或蝴蝶,深怕它会飞去似的。此外,他们还会去找一些少见的野花;然后,等空闲时,再仔细地辨认分类。他的一个女儿曾经说,父亲喜欢教给他们三件事:野花的知识、找蘑菇的艺术、玩牌的技巧。而他本人在这三方面,确实都很内行。 在假期旅行中,弗洛伊德有两种偏向女性化的表现:(一)弗洛伊德没有方向的观念,一到乡村,老是找不到路回去。他的儿子说,当他们走一段比较长的路时,他会出人意料地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回去。但他也深知自己的这一弱点,能听从别人指点的路走。(二)他对旅行的详尽知识很不在意,例如他根本就不会看火车时刻表。所以比较复杂一些的旅行,都由他弟弟亚历山大,后来则由他儿子奥立沃安排,而他们两人在旅行方面都是专家。弗洛伊德常常为了赶一班火车,老早就到火车站等车,虽然用这样长的时间准备,但他的行李和其他东西,还是常常带错或漏掉。 弗洛伊德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但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工作之余继续写作。他有一种令人敬佩的责任感,不断地催促自己把经验所得、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当时,他在研究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成果尽管不受重视,但他仍然专心致志地从事精神分析学的著述工作,也从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晚上回家后,吃完晚饭就开始思索、动笔,一直到午夜。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钟。他在十九世纪末写出的著作都是用连续几十个晚上写出来的。 弗洛伊德有动笔的喜好。他在工作和休息之后,坐在写字台前,就要拿起笔写东西——不是写信,就是写临床报告或写作。他的信和稿都是亲自写的,他很喜欢写字,一直到七十多岁以后,他才让女儿帮他抄写。 他在长期的写作中,练就了一手好文笔。他的文风优美、自然。他最讨厌作文方面的种种形式上的限制和规定。在他看来,文章应该成为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矫揉造作,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他认为文字的优美和修词是必要的,但那也是为了更通顺、自然、流畅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如果因为追求形式的优美而妨碍了内容的表达,他宁愿停笔不写。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社交活动。就连到戏院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都很少。有时很难得到戏院或音乐厅去欣赏莫札特的音乐或歌剧。 弗洛伊德从九十年代起参加了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伯奈伯利兹社”,平均每隔一周参加一次该社团的集会。在这个社团的集会上,他作了有关梦的学术报告,也听了许多举世闻名的犹太学者们的报告。 最使他难忘和激动的,是听到了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报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就很欣赏马克·吐温的作品。他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那本《汤姆·莎耶历险记》。这本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读了很多遍。当他同玛莎恋爱的时候,他就曾同玛莎一起反复鉴赏《汤姆·莎耶历险记》。弗洛伊德也很爱读马克·吐温和华尔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对当时社会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诙谐、幽默的文笔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联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莱斯的通讯来往中。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来往信件,成为后人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献。 威廉·弗莱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样,是布洛伊尔教授的学生。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布洛伊尔教授把弗莱斯介绍给弗洛伊德,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十五年的亲密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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