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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通过对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病理学的各种资料的综合研究，弗洛伊德认为，性兴奋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就是性器官和全身各器官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反应。弗洛伊德指出，在实验上，已经有人能使动物雌雄互变，而且使“心——性”行为也跟着肉体性征的变化而变异。他说：“我们很可相信，性腺的间隙组织会分泌特殊的化学物质，经血液的输送，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某一特定部分的变化，而带来性的紧张感……以性生活之扰乱为其究极病因的心理症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征候，很象吗啡或其他药物成瘾的人中毒或猝然禁绝后所发生的景象。这种性兴奋拥有化学基础的理论，与我们为理解性生活之心理表现而构成的各种概念十分吻合。我们所提出的性动力概念，是一种多寡不定的力量，可以用来丈量性兴奋领域内诸过程及其转型……我们把性动力的能量从其他的心理性力量区分出来，意在表达这样的假设：机体的性过程是经由特殊的化学变化过程得之于营养历程的；性兴奋不仅来自所谓的性部位，而且来自全身各器官。”

　　通过这些分析，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出自性器官和身体有关部位以及相应的神经系统的冲动的性动力，其最初的元素叫做“性动力量子”。弗洛伊德说，这种性动力量子，由于一开始就在自身内部寻求宣泄的出口和目标（在幼儿身上就是所谓“自我享乐”），所以，弗洛伊德又称之为“自我性动力”。

　　这种”性动力量子”并不是只满足于在自己身上的“自我享乐”。到了一定阶段，它就要在自己以外寻求投注或宣泄对象。这时，即变成“对象性动力”。性动力的对象化，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性欲的最好机会，因为当性动力量子只在体内流通而停留在“自我性动力”阶段时，其表现是不够充分的；只有当它宣泄到外在对象时，它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性动力对外在对象的投注，可以在特种条件下，再折回自身而从对象撤回；这时，一时飘浮于一种特殊紧张状态中的性动力量子终于回到自我之中，再度成为自我性动力。所以，弗洛伊德认为，“自恋或自我性动力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储仓库，投注用的能源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而自恋性动力对自我的投注，在我们看来，则是自孩提时代便早已存在的原始状态，后来由于性动力的放散不已，此一现象遂被掩蔽而积存于底层。”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寻求性动力或生的本能的根源时，并没有陷入主观臆想的迷宫中，而是踏踏实实地想从人体的结构及功能本身，从人的种族发展史的材料中寻求答案。当然，他自己也承认，答案并不完备。科学的发展还未达到能充分揭示性动力一切秘密的程度。但是，弗洛伊德不愿意在可靠的科学资料之外进行无根据的猜想或臆断。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他研究性动力时遵循着他的老师——布吕克、布洛伊尔、赫尔姆霍兹等人的传统，即企图从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原理中分析出心理的奥秘，把一切心理活动（当然也包括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动力）都归结为生理学、力学等机械过程。

　　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构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核心部分，所以，在叙述弗洛伊德的生活经历及其学说演变的时候，必然还会多次遇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在以后的章节中继续深入了解它。

　　※第十二章　赴美讲学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他在学术上处于被孤立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内，唯有温暖的家庭生活及同少数的朋友的来往稍稍地安慰了他在精神上的苦闷。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威廉·弗莱斯以外，他只能同他的内妹明娜·伯内斯讨论学术问题。在以后的交谈中，每当提起这段时间，他常常自豪地称为“光荣的孤立”。

　　弗洛伊德认为，这一段被孤立状态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且对他也是有益处的。由于被孤立，他很少进行社交活动，他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时间集中思考问题，避免使注意力转移到不必要的争论上。“当我从目前的狼狈和烦恼的处境中回顾那些被孤立的年月时，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个光辉的值得自豪的时代。”在那段被孤立的年月中，锻炼了和加强了弗洛伊德的特有品质，即独立地思考问题。

　　弗洛伊德挣脱出被孤立状态，经历了大约六至十年的时间。从时间上推断，大约从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零年。在这一段时间内他连续发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少女杜拉的故事》和《性学三论》三部重要著作，使弗洛伊德的学说逐步地在世界各地的学术界中发生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不是首先在日耳曼语系各国中，而是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中得到传播。这主要应归因于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大陆国家对于犹太人的歧视。

　　在当时，弗洛伊德还在维也纳大学兼职，讲授神经官能病心理学课程。

　　创立于一三六五年的维也纳大学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和学生，弗洛伊德在这里教学是一个极有利的宣传场所。

　　在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的学生中，有两个人是比较突出的，这就是马克斯·卡汉纳和鲁道夫·莱德勒。

　　莱德勒是弗洛伊德之后第一个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医生。卡汉纳则在精神病疗养院主持精神病治疗工作，但他的治疗方法仍然局限于电疗法。这两个学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最初的两个中坚分子。

　　卡汉纳在一九零一年向一位维也纳医生威廉·斯泰克尔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当时，斯泰克尔正患神经质疾病。他在一八九五年曾写过一篇论儿童性交的论文。当他得知弗洛伊德善于用精神治疗法医治精神病时，他就向弗洛伊德求助。从那以后，他认识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他的治疗取得了成功。一九零三年，斯泰克尔也开始从事精神分析活动。

　　除了以上三个人以外，最初追随弗洛伊德的人还有阿尔弗德·阿德勒。

　　一九零二年秋，弗洛伊德向卡汉纳、莱德勒、斯泰克尔和阿德勒四个人发出通知信，希望他们到他家来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工作。后来，斯泰克尔说，正是他，最先建议弗洛伊德召集讨论会。弗洛伊德自己也曾说，关于召集讨论会的建议是在“一位实际体验到精神疗法的疗效的同事的推动下”提出的。这就证实了斯泰克尔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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