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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现在,事情还在发展着。我早已知道,现在已到了对我心中想过的事情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我要中止我在维也纳集团的领导权,使它不再发生有效的作用。我要把领导的责任让给阿德勒,但不是因为我高兴那么做,而是因为他是维也纳的唯一合适的人,而且他在那个职位上也许会感到自己维护我们的共同基础的责任。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会在下周三通知别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仍然会不满足。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和我所不期望做的老人。这当然是我不愿做的,但我宁愿如此。作为运动的领袖,必须在年龄和资格方面都很合适,那样的话,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并真正地称职。

  从学术研究方面说,我当然要一直合作到最后一口气为止,但我将全部省去在指导方面的精力而悠然自适。

  实际上,当精神分析学在各国发生影响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是主张联合成一个组织,并在学术研究中共同合作;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组织,而且在学术观点上要容许存在各种分歧。后者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就精神分析这一工作的开创而言,它是富有启发性的,而这应归功于弗洛伊德。但究竟应以何种观点去分析人的心理,则有极其广阔的选择余地。

  瑞士的布洛伊勒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成立国际性组织。后来,弗洛伊德在一九一零年圣诞节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才勉强同意成立国际性学会。但不久,他又从学会退出,并把兴趣从心理学研究转向精神治疗法。

  在弗洛伊德所在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自一九零二年成立到纽伦堡大会为止,已经开展活动八年。一九一零年十月,该会选出阿德勒为主席,斯泰克尔为副主席,兰克为秘书,弗洛伊德则担任科学研究方面的主席。

  柏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工作开展得很慢。一九零八年八月,阿伯拉罕同其他四个人在这里成立了精神分析学会。

  瑞士的苏黎世,在一九零七年成立一个“弗洛伊德协会”的组织。除了瑞士人以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士参加,他们来自意大利、美国和德国等。所以,这个组织培养了一批较好的精神分析工作者,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从纽伦堡大会以后更迅速地发生了影响。从那以后,在欧洲各国召开的各种医学工作会议,都纷纷地讨论了精神分析的问题。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及钟斯、布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热潮。一九一零年五月二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变态心理学杂志》成为了该会的机关刊物。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和他的同事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莫斯科科学院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一九零九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杂志。

  与此同时,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开始研究和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一零年,弗洛伊德将他在曼彻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讲演稿正式出版,其中还附加其他的短篇论文。

  在同一年,弗洛伊德还发表其他许多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原始语言的对偶性意义》、《恋爱生活对心理的寄托》、《精神分析学论文集》、《爱情心理学之一;男人选择对象的变态心理》、《列奥纳特·达芬奇对幼儿期的回忆》等。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篇:第一篇是收集在《精神分析论文集》中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经验》,第二篇是关于达芬奇幼儿期回忆的那篇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对幼儿心理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

  一九一零年夏天,弗洛伊德还为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古斯塔大·马勒进行精神治疗。马勒得了强迫性精神病,而且重复发作了三次。弗洛伊德为马勒进行精神分析后,他的病有所好转,而且从此改善了他同他的妻子的关系。这使马勒及其一家人对弗洛伊德深为感激。

  这一年夏末,弗洛伊德与费伦齐一起到巴黎和南意大利度假。他们从巴黎到佛洛伦斯、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一九一零年整个一年,弗洛伊德是在异常忙碌的气氛中度过的。这一年,他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也遇到了许多麻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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