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4)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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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二章　乡野童年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两只耳朵被扯着，头给按在一座房子围篱内的井栏上。这座房子就在现在的登百灵路。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约只有4岁。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 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0公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不小啊。　　父亲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纵容我。父亲在家里很注重纪律，所以对我管教很严。祖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父亲只是个富家子，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家道中落时，祖父所蒙受的打击特别大。当时，也就是1927年到1930年之间，树胶价格从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觉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这期间，蔡家的资产也蒙受损失。外祖父不但投资在树胶园，也在树胶市场进行投机活动。除此之外，外祖父也从事房地产买卖，并拥有几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样一败涂地。到1929年，父母亲从祖父在登百灵路的住所，搬迁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楼的一座格局凌乱的大宅子里。不过，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我总是会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灵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弃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时，他总会给我5角或l元当零用钱。每次我都会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他很喜欢我，经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都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他，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从他对本区域航程的叙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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