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26)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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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决定转到剑桥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他进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个非院校机构，专门收比较穷的学生，收费也低得多。塞西尔带我去见菲茨威廉学监威廉·撒切尔。学监的职位相当于一所学院的院长。撒切尔给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受了重伤，脸上留下疤痕，荣获了军事十字章。由于硬腭受过伤，说话受影响。他强烈信奉基督教原则，对发奋图强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学期定于1947年1月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只要塞西尔愿意让我住进他的房间。塞西尔马上答应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伦敦办好应办的事，收拾了行装。1月初我在国王十字车站坐上火车，大约两小时后到达剑桥，转坐的士到贝尔沃路36号塞西尔的住所。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你的忠实的D·休斯·帕里。”收到信后我决定亲自去见他，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伦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对他，准备接受应得的处分。我叙述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所面时的生活问题：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顾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倾诉，看来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说，我早该告诉他这一切，他本来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照顾，语气几乎是原谅了我。如今回顾那些岁月，我为自己没留在伦敦感到庆幸，留下的话日子肯定不好过。但他特别照顾我、我却辜负了他，总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伦敦大学校长，我成了新加坡总理，一度想写信给他，最后认为最好还是忘了过去。也许我是应该写信的，告诉他我没忘记他的恩典。　　不过伦敦也不是没有优点。对未来的律师来说，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许多以前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活极了，说话很有魅力。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多亏我在执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个经济体失败的经验。从而提醒我这样做是危险的。　　在接触这类政治主张之前，我在莱佛士学院第一年上经济课时，至少是在征税的课题上，已被灌输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基本经济教科书是温和社会主义者贝纳姆的著作，公共财政教科书是战后工党财相多尔顿编写的。他们所用的术语臆断一些税收是进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税是公平进步的，因为赚得多就得多缴税，税率也更高；对食盐和进口货征收一律的税额或征收国产税是退步的。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损害了英国的经济成长。倡导这样的主张的人没考虑到人性的特点，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们父母的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我当时以为，有没有财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发展农业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权若干年以后，我才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现不一样，同一个种族内部各类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我尝试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渐得出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知识和对技术的掌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夺取领土的斗争曾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谁也不是赢家。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国际贸易和交换货物劳务进行的竞争，使参与的所有国家的产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为了争取最高的国民总产值，人们必须在自由市场里相互竞争，同时在大体是自由的市场里跟其他国家竞争。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国期间，任何殖民地学生都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取代了离开的英国人，他们会自动富起来。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来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契约法，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会的主张，对所有殖民地学生都有吸引力。英国费边主义者①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我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年纪太轻了，不知道英国律师在订信托契据时巧妙得很，使政府难以征收太多遗产税。　　①费边（Fabian）原是古罗马的将军，以使用迂回战术闻名。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以温和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潮，就称为费边主义。　　费边主义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从英国回来后，我订阅他们的杂志和小册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们的不谙世事使我感到绝望。有一期杂志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那是有关教育的。两个校长写了一篇严肃的文章说，英国的综合学校制度失败，不是因为办学方法不对，而是因为最优秀的教师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学生。文章认为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教最差的学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导才能获得平等，好学生无沦如何都会有好成绩。这种强求一致的主张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订阅他们的杂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语的时候。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我一小时，有时晚上到我家再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的小书教我，实际上是在宣传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最发人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分析的关键是“人民”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本被打败了，国民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对国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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