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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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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伦敦参加有关新加坡前途的宪制会谈时，特地到戈登广场探望杰克逊太大。她看见我异常高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但我跟中国协会的联系，却使我在政治上面对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里发现一些旧报告，指我和芝经常到中国协会去，以便同来自中国的亲共分子打交道。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即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紧跟着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一份报告甚至说芝是一个比我还要激进的左翼分子。我对政治部的报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兰邮船“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号”是来往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间最好的轮船，很新，又有冷气设备，所提供的印尼和荷兰饭食顶呱呱，还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装的爪哇侍应生殷勤服务。这该是我们告别英国的一次大胆花费。我们住头等舱的两个舱房，旅途中始终很愉快。我只有两次晕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时，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时候。我吃不下饭，只吃点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8月1日，我们抵达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异常不同的阶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识到今后可能面对的危险。虽然我们住的是头等舱，可是那位系着领结亲自上船来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却要我安分和识趣。他让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后，才查看我们的护照，然后莫测高深地说：“李先生，我想我们会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吓我，我可不会被他吓倒！ 后来，我发现他给我记下的黑点，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达佩斯出席世界青年节大会。那年暑假，苏联利用匈牙利充当东道主，举办这个由共产党组织的大会，设在伦敦的国际学生联盟则邀请英国的有关团体参加。有些马来亚和新加坡学生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出国廉价旅行的大好机会，只需付回程的火车旅费而已。吴庆瑞、莫里斯·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许多人都去了。然而他们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约翰·伊巴却让他们组成一支代表队，举着“马来亚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列队游行。英国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闹事，便把参加者的名单寄给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员跟我父母亲面谈，然而由于父母亲对我们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作出任何澄清。结果，当局不晓得他们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KimYew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KuanYewLee）。 不过，在有关我的档案中，却有其他的报告使我与众不同，从而使我成为“威廉勒伊斯号”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员把1950年 6月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文件拿给我看。原来在这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奈杰尔·莫里斯建议在我和芝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时，立刻扣留我们。但是警察总监福尔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请我们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却不同意。会议记录还进一步记述总督、英军总司令和辅政司支持福尔杰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的反应一定很坏。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那就有利无弊。有人认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是—个适当的东道主，因为他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事实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后，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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