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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担任选举代理人

　　我继续在律师馆工作，跟随黎觉到最高法院处理他所办的诉讼案件。每次他要出庭，便不喝酒，神志清醒。但是在其他场合，却叫人受不了。他带我外出用午餐和晚餐时，总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机场旅馆吃蚝，或是在史丹福餐馆和阿达菲西餐厅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冲下肚。有时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则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着他，我吃的东西过量，喝的酒也过量。他一定以为我会成为他的进步党的新党员，可以帮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担任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代理人。我答应了。这将使我有机会粗略地了解新加坡的选举情况和惯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面上却看不到什么令人激动的现象。这也难怪。上届立法议会选举在1948年举行时，20万名合格的选民，只有23000人前往投票，当中将近一半还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总人口的6％。

　　黎觉以极少的多数票当选。进步党总共赢得六席，劳工党两席，独立人士一席。竞选活动是依照我在英国所看到的模式进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黎觉角逐加东选区的议席。这个选区在东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着大批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们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国。作为他的竞选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选区内张贴竞选标语，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和"请投进步党候选人黎觉一票"的字样。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间集会，并聘请马来职业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时还给观众提供食物和饮料，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

　　选举总监在呈交英国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报告书中说："那些负责任的政党领袖了解，当大约25万名合格选民只有24693名投票时，要立即大步迈向自治的基础并不存在。"一般认为这些投票的选民都是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数受英文教育；后者来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岛上的大多数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投票权。何况选举一概以英语进行，他们根本不会讲英语。

　　我觉得，殖民地这个虚幻世界。是脱离现实的。政府官员只顾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过英文报纸对政府官员施加若干压力，但他们不是新加坡社会的经济原动力。我感到极度不安。我把这些想法埋藏心田，只跟贝恩讨论过。我必须继续我的律师生涯，但我也想看看在律师生涯中，是否能够打开通往政治生涯的大门。

　　§一个很小的世界

　　1951年8月7日，一年的见习律师期结束了。为了参加获颁律师资格的仪式，我和芝穿上深色的服装，再披缀有白色垂片的律师长袍，而我还得加上一条翼状硬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场合。新加坡律师公会共有会员14O名，每年只有10名新律师获准人会。一位备受敬重的欧亚裔老律师雷内·伊巴代我们提出入会申请，并发表措辞优美的简短演讲。共产党秘密党员约翰·伊巴就是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被捕了。新加坡的确是一个很小的世界。

　　由于我出生证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 Lee Kuan Yew，我没法子叫中殿法学协会或剑桥大学把我注册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剑桥大学文凭和律师证书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我决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只用我华文姓名的拼音，并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改成Lee Kuan Yew。这一次，我成功了。从此Lee Kuan Yew便成为我在公开场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张，并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此后，报纸报道我出庭的新闻时，都称呼我为Lee Kuan Yew。然而在这些日子里，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依然叫我Harry。50年代我开始涉及政治时，偶尔看到报上称呼我Harry Lee，总是有点生气。在政治上，这种称呼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到60年代中期，我经过政治的磨炼屹立不倒后，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名字并不反映我的为人和价值观，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终没给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没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个男孩于2月10日星期日诞生，我请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译给他取名字。这位翻译帮过许多律师的孩子取华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于龙年正月十五日，是农历最吉祥的一个出生日期。因此我们决定给他取名显龙。他是个瘦长的婴儿．体重约37O0克，绘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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