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46)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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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工潮此起彼落　　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议会工友联合会由于上一年提出的调整待遇要求没有结果而扬言罢工。市议会警告说，工会会员如果罢工，它将发出停工通告，同时雇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务。双方谈判终告破裂。8月17日罢工开始。　　不过，三天后，工会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工会的会员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们多数在市区从事清洁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会规模很大，有数千名会员。工会领袖是一个印度人，名叫苏比亚。他斜视眼，精明能干，没有受过教育。罢工期间，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们诉诸暴力行动。我在答复时表示我为能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但是我提出条件，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罢工。他们同意，结果几次谈判都富有建设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蔼提呈报告说："曾经一度发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们熟悉的，但是几天之后突然停止。这是否应该归功于李光耀，尚难确定，但事实可能如此。"双方于9月7日达成协议。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预料的情形相反……罢工并未半途而废，工会也争取到资方相当大的让步……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市议会有其本身的弱点……第二个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以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出面调停。事实上，他的调停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个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决而大为提高。" 　　我所采取的宪制对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跟共产党人采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结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行动，并采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会那么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择不大会令人反感，因此英国人也就接受了。同样道理，如果马来半岛不曾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使得英国人可能蒙受向共产党人投降的耻辱，东姑拉赫曼也就绝不可能单靠在乡间向人数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演说而争取到马来亚的独立。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法被接受的。这么一来，民族主义者诉诸逐渐侵蚀殖民地政府功能的宪制手段，就变成有效，而且能为殖民主义者接受。在战前的印度，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威胁，消极的宪制抵抗手段，要经过好几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会继续酝酿罢工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马绍尔却从一个政治危机搭上另一个政治危机。他颇得制造政治危机的诀窍。就在工潮和骚乱不断发生期间，他却为了要求多设四个副部长的职位，同总督柏立基爵士发生冲突。当总督只答应多设两个时，他决定让争执公开化。他声称总督没有权力漠视首席部长的意见，而且扬言如果总督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拒绝跟他磋商，他就辞职。他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紧急法令已于7月21日期满，总督将有效期延长三个月，不过延长令必须在立法议院下届会议上正式通过才生效。马绍尔的交换条件是，英国"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加坡实行自治。　　在立法议院那次会议上，各政党那种无聊透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说是它们的典型。马绍尔提出有关动议时解释说，这是关系到宪制的原则问题。他把总督和殖民主义大骂一通后，转向我说，丹戎巴葛区议员"过去老是高声叫嚷，搞得我不胜其烦"，但他"在公众人士眼中，却是反对党领袖"。于是他要求我对他的动议表示附议。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形中否定了古德在仅仅两个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对人民行动党的指责。当时古德指人民行动党充当共产党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愿做他们的爪牙。当然，附议马绍尔的动议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拒绝。我说："我觉得很难想象有谁不赞成这项动议。本地人民决心摆脱殖民地公务员的管辖，他们是一个欧洲强国的代理人，为8000英里以外的欧洲人的利益服务。但是，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变成狮子　　议院于7月22日休会。三天后复会时，进步党议员林坤德试图跑得比我和马绍尔更快。他建议："让我们……要求权力完全移交，好让我们，也只有我们，为本身的事务和命运负起责任，英国政府无须再对我们负责。"接着他提出一项修正案，把马绍尔动议中的"自治"一词改为"独立"。换句话说，他要求让新加坡立刻"独立"。这样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进步党一向是主张以温和的态度逐步走向独立的，如今他却突然耍起花招来，使进步党看来比劳工阵线和人民行动党还要激进。我说："今天我们真有眼福，看到老鼠变成狮子这么奇特的一幕…我简直不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这里说，我们没有资格，也不适合告诉女王陛下的政府，她的代表应该接受本殖民地首席部长的意见，而在星期一……" 　　修正案终于被否决，要求立刻实行自治的原有动议获得通过。时机恰到好处，殖民部大臣波蔼一星期后就要来到，正好可以对他施压。然而进步党采取这个步骤，却毁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个稳健可靠的政党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结合得紧密的右翼政治势力或是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势力。由于劳工阵线接连发生危机，内部大乱，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产党人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之间作出选择了。　　波蔼抵达新加坡，会见马绍尔，然后续程到马来亚。8月3日，立法议院议长向议院宣读总督的一封信，声称殖民部大臣已经同首席部长讨论过新加坡的问题，8月15日他从马来亚回到新加坡之后还会跟首席部长继续商谈。马绍尔被波霭抚慰后，看起来和说起话来都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他说："也许我们应该暂时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继续进行一般的讨论。"我不同意，而且指出从总督的信看来，他的立场自上次会谈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除了那一天，我们的首席部长变得更加凶猛以外"。我接着提出动议，阻止马绍尔感谢总督的提案在议院通过。我得到议院的支持，马绍尔气得脸色发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议长却宣读了总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议院闭会和解散的问题以外，其余一切他将依照首席部长的意见行事。这封信也说，英国政府欢迎新加坡派出一个代表团，在适当的时候到伦敦商谈宪制问题。马绍尔宣称，"这的确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喜日子，我们争取自由的第一阶段斗争就此结束。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从此开始"。马绍尔一时兴奋起来，他再度提出动议，由议长"……请求总督代表大家，感谢殖民部大臣对我们的愿望表示同情"。我可不来这一套，我扬言退席。我需要时间研究这个感谢动议的含义。马绍尔暴跳起来。不过，我的反对动议遭否决。　　跟马绍尔过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头却有更严肃的事情急须处理。中华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旧是个严重问题。在这之前华文中学的骚乱暂告平息，各政党委员会则"吁请"政府不要开除学生，也不要有关学校提出不应关闭的理由。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面子问题。政府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私下协商，使双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问题搞僵。如果公开商讨的话，任何解决方案中只要有缺点，华文报就会加以报道，以致成为争论、讨价还价的课题和宣传的得分点。　　各政党委员会的建议，颇有成效，对华文教育有好处，对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也有好处。局势似乎逐步好转，却潜伏着危机，因为共产党人势将面对进一步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新加坡大约90％的华族成人，如果受过教育的话，都是华文教育。可是，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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