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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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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危盲耸听 我决定写信给薛尔克,把自己的立场以及预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通知他。2月12日,我重申自己依然担心联邦不了解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威胁的性质,可能以为"冷藏行动"已经消除了威胁,合并也不再是那么紧迫的事了。在马来亚,选民多数是马来人,马共不处于宪制舞台的范围内,又不断受到攻击,知道自己不可能通过选举制度夺得政权,跟它在新加坡的同志们不一样。东姑和他的部长们一旦认为合并不再是紧迫的事,我跟吉隆坡的关系就面临好些困难,尤其是在财务安排和广播与电视控制权方面。如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因此我写道:"在去年9月全民投票期间公开辩论和认可的条件,如果我说,现在要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表明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目的是争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穆尔和薛尔克都做出了正面的反应。2月13曰薛尔克向伦敦提出书面报告说:"李光耀说他不同意违背合并白皮书所列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我同东姑谈判的障碍在于,我要合并,他却不要。为了说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并,我把不合并的坏处都列了出来,他却把这些当成千真万确,因而处处加以为难,因为他认为好处全归我们,他却要处理许多问题。结果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两位马华公会的最高领袖到新加坡来。他们都是反对人民行动党的,曾经替东姑组织了马来亚的中华工商总会和华社。现在他要他们到新加坡来做同样的事。陈东海担任过《新加坡虎报》总编辑,后来从政,成了强有力的坦慕尼厅式①的马来亚马华公会首领。许启谟担任过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曾主张逮捕我们,尤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后他跑到吉隆坡。东姑任命他俩为联邦国会上议员,许启谟还成为部长。两人都肥胖臃肿,活像财大气粗的家伙。他们跟新加坡商界合不来,后者不习惯于必须出钱购买商业执照的做法,那是当时马来亚的情形。 ①坦慕尼厅(Tammany Hall)是坦慕尼协会总部。坦慕尼协会是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它在19世纪以政治上的腐蚀和党魁控制来操纵市政著称。 两名上议员深信,只要新加坡的财政归吉隆坡控制,联盟在下届选举中得胜的机会就比较大。他们因而公开指责我要保留新加坡的税收盈余,目的是要用来伤害联邦政府,使它垮台。他们的想法跟陈修信的想法吻合。陈修信告诉报界,"基于联邦税应该由联邦征收,这是联邦税收的原则",他必须接管新加坡的税务工作。他要新加坡总税收的60%。我只好提醒他,在来往信件中,东姑曾保证新加坡的财政由新加坡自行管理。东姑当时要控制新加坡的治安,不控制经济。但是陈修信不让步。他顽固地争论说,不到这个百分比,不够支付联邦开支的新加坡部分。 陈修信40岁出头,能力强,办事认真勤劳,诚实不贪。他的父亲拿督陈祯禄爵士是海峡殖民地年高德劭的老人,也是马六甲历史最久、最富裕的家族之一的族长,曾经参加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大会。但是做儿子的却刻薄寡恩,性格在无框眼镜后面苍白的马脸上显现出来。他知道吴庆瑞比他聪明,却决心在合并后占上风。吴庆瑞发现无法同他进行谈判。然而我知道大事都由东姑决定,我不能让陈修信骑在我们头上。至少在合并之前,只要州财政由我们控制,绝不让他这么做;即使在合并之后,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他渴望打击新加坡的威望,这使他益发仇视吴庆瑞和我。他要公开压倒我们,当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时便得意洋洋地笑起来。 但是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他在交锋中被击败后,赛加化阿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赛加化阿巴是加人了马来亚国籍的阿拉伯人,当时担任巫统秘书长,擅长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报上警告我说,要达成协议就别公开发表看法。敦拉扎克也替陈修信和马华公会出头说,造成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对联邦政府的要求负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问自己,东姑会采取什么立场?像赛加化阿巴和敦拉萨那样支持陈修信,还是保持中立?起初我相信东姑会保持中立。随着压力仍在持续,我最后得出结论,他让他们尽量逼我。陈修信生性难以相处,需要东姑约束他。但是东姑显然决定不这样做。 当时我相信东姑始终没告诉陈修信,他愿意让新加坡尽可能控制财政,条件是新加坡尽量避免参与联邦的政治。结果陈修信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我们的财政,而为了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我们只好尽量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这是个根本问题,合并前后都没解决。东姑让问题恶化,却在一个方面对我有利。社阵抨击我出卖新加坡,说我"假惺惺地关心"州的财政,骗不了公众。陈修信倨傲不逊,提出的要求近乎狂妄,引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恐慌。我的反应证明我不会轻易就范,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7月,我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人民要我捍卫新加坡。 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莱提出了加入马来西亚的最后条件,过后"就不再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成立共同市场,新加坡赠款5000万元发展婆罗洲三邦。我说新加坡太穷,当不起圣诞老人,拨不出5000万元赠款作为加入联邦的入会费。至于共同市场,联邦政府10月间已经宣布,根据1962年7月在伦敦所做的决定,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团将研究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这使我们抱着希望,以为专家能力强对我们可能有好处,可以使共同市场落实。过后内容包括世界银行建议的报告书交给了吴庆瑞和陈修信,双方对落实建议的具体条件却并未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是,我要求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把根据刑事法临时条款规定不必经过审判便能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给新加坡。要制止歹徒干预州内的政治生活,让权力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太危险了。东姑非常不愿意接受,敦拉扎克的立场看来跟他一样。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原来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却要修改宪法,限制新加坡公民进人马来西亚。我坚持说,既然如此,双方的权力应该一样,州政府应该有权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前来新加坡。 另一个问题是,我主张修改州宪法,规定凡是以政党候选人身份当选,过后退党或被政党开除的立法议员必须辞去议席,通过补选才能争取再次当选为议员。这点马来亚最不愿意接受。 我关心的另一点是,合并后怎么制止贪污。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州总检察长必须保留权力,可以根据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令进行起诉。这样比较容易确保惩治贪污者。马来亚没有这项法令,也没有贪污调查局。我要求在没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前,不得改变这两项。 双方争论不休,始终没有结果。桑迪斯在伦敦召开最后一轮会议,以便解决尚存的问题。东姑生我的气,拒绝参加,派敦拉扎克代表他同我谈判,问题解决之后才通知他,让他前来参加签署仪式。另一方面,桑迪斯对争吵的局面感到不耐烦。共和联邦关系部的有关记录记载,谈判开始前他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要是谈判陷人僵局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因为谈判看来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说,万一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三条路可走: 一、违反新加坡的意愿,强迫它加入马来西亚; 二、放弃马来西亚计划; 三、让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参加范围缩小的马来西亚,敞开门户,新加坡可以以后再参加。 "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认为,看来多半非以让新加坡独立来威胁东姑不可。会议认为,这可能迫使东姑同新加坡达成协议。因为没有新加坡参加,马来亚防务协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很快会影响到我们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地…… "然而有少量证据显示,东姑可能认为,同建立马来西亚相比,他跟印尼发展比较友善的关系的话,在应付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方面对他更有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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