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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第30章 访选区马不停蹄

  踞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

  1962年12月到1963年9月,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除了不断跟吉隆坡的陈修信和东姑手下其他部长、新加坡的林有福、新加坡人民联盟和社阵争论之外,来自印尼的威胁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必须争取选民在下届选举中支持我们,我已经决定选举不能拖到合并之后才举行。共产党人跟我们分道扬镳时,破坏了我们的党支部,也摧毁了人民协会和建国队。要恢复人民行动党的强大组织,至少得花两年时间;我和吴庆瑞于是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策略,相信不必花那么长的时间就能使基层重新支持我们。

  我们从社团注册官那里查到了所有基层群众组织的职员名单,从宗乡会馆、慈善团体到中华总商会,从零售商团体到体育团体,从棋类团体到军港图书馆等等。我们把所有亲共组织排除出去,如华校校友会和华人音乐协会。

  全民投票过后,我立即到各个选区进行一系列访问。最初集中在投空白票最多的选区,那就是乡村选区,如裕廊、汤申、甘榜景万岸和惹兰加由。开始的时候每月到一个选区进行全天的访问,后来逐渐增加到每两星期一个、一星期一个。到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临近时,再增加到每星期两个、三个和四个。最后为了访问完51个选区,几乎天天都去,有时甚至一天访问两三个市区选区,直到深夜。

  访问之前,政府官员先陪同该区议员(如果是反对党选区,则由其他选区的议员代表陪同)到当地动员店主、已知的社区领袖和所有地方组织领袖,协助他们制定计划。过后这些人会欢迎我到他们的选区,同我一起讨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我坐敞篷吉普车前去,扬声器装在车上,麦克风拿在手里,向民众讲话。我规定了在哪些地方停留,他们早就集中在那儿等候。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共产党人在全民投票中一失败,人民知道他们只争取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准备站起来支持我们。

  店主和基层领袖会用沉甸甸的大花环欢迎我。花环采用的是万寿菊、鸡蛋花,有时甚至是胡姬花,比较穷的团体用纸花。这些花环用金属丝装饰和扎起来。华族代表向我献上绣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们的金色字句的锦旗。我把数十面锦旗收集起来,悬挂在他们最后请我参加露天晚宴的地点。晚宴是10人一桌,至少开20桌,有时多达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钱招待我和他们选区的领袖。

  访问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对陈修信和敦拉扎克的无理要求的论点,人们纷纷支持我。访问过的群众越来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来越多。领袖们急于欢迎我,让人们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跟随我一起访问选区的官员采取后续行动,听取人民对铺路,开渠,供电,安装路灯、水龙头以及设立诊所、学校和民众联络所的要求。容易处理的要求他们马上处理;比较难的,能做到的话,我答应研究并满足他们。对传播信息以应付共产党人的宣传来说,联络所是有用的。我们开始建造。那是简单的木结构建筑,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面,装上电灯,有把吊扇、一张乒乓桌、一张康乐球桌、一台黑白电视机。

  一路上我不时得停下来,耽搁了时间,欢迎委员会会等上几个小时。老大娘和小姑娘会要求我处理个人的问题。印度人会带我到庙宇去。在我要走的过道上撤鲜花,并在我前额涂上一个彩点。那是表示尊敬贵宾。华人也会把我带到他们的庙宇去,在门前敲锣打鼓舞狮欢迎我。总理光临他们拜神的场所,对他们的信徒来说是好事。我会在神坛前烧香,神坛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马来人会出动由12到14个拿着铃鼓和手鼓的年轻人组成的鼓乐队欢迎我;老人会把马来饰帽戴在我头上,那是用锦缎摺成的头饰,通常戴在领袖头上。

  社阵的支持者会在一些道路两旁喝倒彩,发出尖厉的嘘声奚落我。一天我经过华侨中学,四五十名学生用手帕遮住脸的下半部,高举谴责我背叛人民的标语牌。有一天下午,在黄埔,前臂刺上私会党歹徒花纹的社阵流氓包围我,企图把我推进大沟渠。保安官员迅速干预,坚决对付他们,使我得以离开。亲社阵的工会会员在会所楼上高声漫骂。一天晚上,他们在芳林区高声恫吓我,在天台展示抗议布条。我叫电视台人员把灯光对准他们,拍下他们的镜头,他们把灯关掉自动消失。我请他们现身,下来跟我辩论,他们不干。我向四周数千人指出,当群众公开同共产党人对抗时,他们就把灯关掉躲进黑暗里。

  这些访问很累人,也耗损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点就动身,平日则在午餐过后不久。下午总是又热又潮湿。在每个停留站我会发表10到15分钟的演讲,用两三种语言也许得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有时一天演说10次,每次都分别用马来语、英语和福建话或华语,总会大汗淋漓。我会随身带着三四件背心和衬衫,不时悄悄溜进厕所或商店后面换上干衣服。我也带上一条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每天握手没有几千次也有几百次,不时有人使上了劲,把我右手握得青肿疼痛。背部由于撞到吉普车的金属横档,也青肿疼痛。为了让右手休息,我学会伸出左手,同时把自己的虎口贴紧对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挤压。吉普车的横档后来缠上厚厚的毛巾以减轻碰撞。

  当时我还年轻,不到40岁,精力充沛。民众的热烈反应鼓舞着我。我说福建话和华语,使华人深信我不是英国的傀儡,而是为他们的前途进行斗争。马来人支持我,因为他们看到我跟华族共产党人斗。印度人人数少,感到害怕,发现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们说巴刹马来语和英语,以至用泰米尔语向他们问好,感到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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