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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70年代末期以后，人才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约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开始移民海外。太多优秀的学生选择从医，他们当中不少人发觉所得成就跟他们的专业资格不相称时，最终选择移居国外。也有一些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深造的学生一发现国内的事业和发展前景不如预期中的快，便移居这些国家。我们的学生和日本人与韩国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受的是英文教育，到海外定居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或文化震荡。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才，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工作，我开始计划引进和留住人才——企业家、专业人士、艺人、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等。1980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怕，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我们的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招揽人才，在驻各国新加坡使节团的学生咨询员的协助下，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同有潜质的亚洲学生会面，设法引起他们对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兴趣。委员会以亚洲学生为主要招揽的对象，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亚洲社会，但是生活水平和素质较高，亚洲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入这里的环境。有系统地在世界各地招揽人才，每年为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业国所留下的空缺。

　　至于特别聪慧的学生，委员会仿效美国跨国公司的“提早收割”法，根据学生在毕业考试之前的学业表现，招募尚未毕业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工作。进人叨年代，积极招揽引进的人才是流失者的两倍。我们也开始为来自中国、印度等区域国家的亚洲优秀生提供数百份奖学金，希望这些学生会因为这里的就业机会比较好而留下来。选择回国的学生，日后还是可能对到当地去发展的新加坡公司有帮助。

　　我们也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吸引来自印度和本区域的人才。招揽印度族人才比招揽马来族人才的行动收效较大。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土著因为家乡给予的优待太多，都不愿意移居新加坡。

　　一个新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却不介意。新加坡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人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职业。许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

　　1999年1月，我们改变了这项政策。这将为新加坡的国际性特色增添更多新色彩。此外，好些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学认识的白人女性或日本与其他亚洲女性为妻，他们的子女充实了新加坡的人才宝库。随着人们经常出国公于或被派驻国外，同当地人频繁交往，不同种族通婚的旧有障碍不再那么明显了。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对以往被视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陈旧的偏见非得摈弃不可，否则它将成为新加坡朝国际贸易、工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得面对人民担心工作竞争的问题。无论在专业或较低的层次，一般人都抗拒外来人才的拥人。新加坡人明白外来人才越多，就业机会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

　　没有外来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十人当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吴味瑞、杜进才在马来亚出世，拉贾拉南出生于斯里兰卡。现任大法官杨邦孝和总检察长陈锡强来自马来西亚，其他海外人才不胜枚举。还有成千上万个外来工程师、经理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推动新加坡的发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他们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如果不以外来人才填补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脐身一等一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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