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32)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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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问题全在于“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没有在华校考取优异的成绩，我说起话来就不会那么有分量。多年以后，我问他们三个可曾后悔就读华校而非英校，他们一致认为上华校使他们获益更大。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他们当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就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问题全在于“面子”。当初创办南大，人人对它充满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历史潮流不从人愿。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相反地，各国纷纷逐步关闭境内的华校。华校出身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迅速减少，就连华族银行为了生存也舍弃华语，改用英语。　　两所大学合并后，我把全国华文中小学改成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受华文教育的人，包括行动党议员因此开始反思。他们都同意学生必须掌握一定水平的英语，才用不着多花一年的时间恶补英文，以便升上理工学院和大学继续学业。但是要为此减少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时间，任谁也不愿意接受。我同情他们面对的窘境。这是他们接受以英文作为我们的工作语文之后必须承受的后果。　　随着这些改变的逐渐落实，我却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西。我希望能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德传给新的双语学校的学生，否则最终会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文化。在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里，学生在家中秉承的儒家价值观并未得到巩固，因为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所用课本的语文不是华文。　　除此之外，国人和西方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跟那些到本地旅行的外国游客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机会出国，这一切都使新加坡学生的传统道德观不断受到侵蚀。由于我们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弥漫的速度，比在本区域其他国家都来得快。　　年轻教师的态度和价值观有所改变使问题更加复杂。上一代教师吃过苦，了解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得来不易。诚如我在1979年给接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写信时指出：“它们教的是人生观，给学生灌输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责任感，它们的教师比多数英文媒介教师有更大的热忱和干劲。”年轻一代的教师都是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英校生，本身受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程度已不如前人。　　我们要保留新加坡不同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日本人虽受美国的影响，却能保持基本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年轻一代生活富裕，对自己所服务的公司似乎少了父辈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但是在本质和精神上仍然是日本人，比欧美人民勤劳，更愿意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出贡献。我相信，日本人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　　我决定推出“特选中学计划”，保留九所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特选中学”。这些学校录取全国小学离校考试中成绩最佳的10％学生。它们教导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但是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我们为特选中学提供额外的师资，通过语言特别课程协助学生掌握华、英两种语言。特选中学成功地保留了传统华校尊师重道、守纪律、讲礼貌的优点。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这些学校的校风，是纪律和礼仪等比较散漫的英校远远比不上的。今天，大部分特选中学，包括一度受共产分子控制的华侨中学，是顶尖名校，既拥有现代0化的设备，也有骄人的历史和传统。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年1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要改变华族家庭的用语习惯谈何容易。到70年代为止，八成左右的华人在家中依然说方言。华族方言和华语不同，它对人们学习和使用华语造成干扰。我在电视上发现年轻工人在受访时，说起华语来并不流利，因为他们一回到家中和工作场所就使用方言。我以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力规劝他们改变沟通的语言。人们知道我的三个孩子兼通华、英、巫三种语言，对我的教子之方总有几分敬意。我和芝到公园散步时，通常注意到家长总是用方言跟孩子交谈，直到他们发现我们在场，才一脸难为情地改用华语。他们心里明白，让子女使用方言并非正确的做法，他们为不理会我的劝告而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改变尤其难为了祖父母一辈，但是大多数人应付得不错，他们用方言跟孙子谈话，却也听得懂孙子用华语的回答。我们倘若不积极推广使用华语，双语政策就不能在华族学生身上奏效。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讲英语的家庭也从1988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使华族人士改变学习华语的态度，关键因素是中国的逐渐对外开放。不管是专业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双语的人都占有优势。再也没有人抱怨使用华语而非方言了。1965年独立之初，我们决定推行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策是正确的。新加坡华族讲七种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大家一起改用华语。要像香港，有95％的人说广东话，别说是棘手，简直办不到。对许多新加坡华人来说，方言是真正的母语，华语不过是次母语。不过，再过两代人，华语就会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了。　　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是吃力的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因此，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200多家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电脑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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