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37)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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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大自然并不钟爱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长的青草，不能像在新西兰或爱尔兰的那么青翠茂盛。应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亚植物专家和一位新西兰土壤专家，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后提呈报告。我读后兴致勃勃，决定召见他们。他们告诉我，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带的一部分，一年到头阳光强烈，雨水很多。树木被砍伐之后，大雨把土壤表层冲走，也把养分冲掉。草要长得青翠茂盛，非得经常施肥不可，最好是用不容易被冲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强。管理人员根据这个意见在总统府的草地上进行试验，草果然碧绿起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所有学校的操场和其他体育场，结果是蔫黄的草坪和足球门柱旁一块块寸草不生的泥地都变成翠绿一片。整个城市逐渐绿化。在70年代，一位前来参加国庆酒会的法国部长兴高采烈地以法语向我道贺。我不会说法语，却了解“verure”这个词的意思是青翠。美丽的绿化城市把他给迷住了。　　当时多数亚洲国家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绿化，新加坡却与众不同，而且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走散的牛羊，这成了1969年门月美国《展望》杂志报道的新闻。香港新闻处处长大感兴趣，前来访问之后宣布，他将根据新加坡的经验，建议香港举行为期两年的反乱丢垃圾运动。　　共和联邦总理会议定于1971年1月中举行之后，我号召官临们再加把劲，以便使客人对新加坡留下更好的印象。我们为所有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店员、的士司机、旅馆和餐馆工人举行了说明会，要求他们尽量在我们的客人面前表现得有礼和友善。他们对此都有很好的反应，而来访的各国总统、总理和他们的随员的反应也非常好。于是，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展开一个有礼服务的运动，鼓励售货员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从业员为顾客提供有礼的服务。我决定干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只对旅客表现得彬彬有礼，对国人则不然，那是很荒谬的。我召集了国防部、教育部和全国职工总会，通过它们分别向国民服役人员。50万名学生和数十万名工友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必须把讲礼貌当做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新加坡才会成为一个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会，而不单是为了旅游业。　　最大的好处是东盟领袖决定不让新加坡专美而竞相为自己的城市展开绿化计划。70年代，还没出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医生曾经在新加坡总统府别墅住过，他问我为什么总统府的草坪会那么绿油油的。成为首相之后，他把吉隆坡绿化了。70年代末，苏哈托总统在雅加达推行同样的计划，马科斯总统在马尼拉这样做，他宁首相也使曼谷绿化了。我鼓励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气候也不错，而且有更多的树木可供选择。　　绿化竞争有积极意义对本区域来说，再没有其他作业比绿化的收益来得大。我们同邻居互相竞争，设法使绿化工作做得更好，让花卉长得更茂盛。绿化城市的竞争有积极意义，使大家受惠，对提高人民士气有好处，对旅游业、投资者也有好处。有好多领域的竞争不但有害，甚至是致命的。所以与其在其他领域竞争，不如争相成为亚洲绿化最好最清洁的城市。　　197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植树日，所有国会议员、民众联络所和它们的领袖都参与。自那以后，每年的植树日我们都进行植树活动。11月种下树苗，雨季在这个时候开始，浇水的工作少之又少。　　由于乔木、灌木和匍匐植物的品种不够多，我派研究人员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植物园和公园考察，挑选亚洲、非洲、加勒比海诸岛和中美洲气候相似的国家的植物新品种，把许多自然开花的植物和树木的新品种带回来，在新加坡的气候和土壤条附下试种。有时我们会大失所望。来自加勒比海诸岛的树木原本会自然地开出美丽的花朵，到新加坡却不开了，因为这里没有它们所需要的凉快的冬天。来自印度和缅甸的树木在新加坡不常开花，因为这里跟它们生长的本土不一样，每年在不同的季候风季节之间没有长期的旱季。　　新加坡的植物学家到世界各地收集树种，引进了8000个不同的品种，但是只有2000多种能在新加坡繁衍生长。他们在全岛各处种植这些生命力较为坚韧的品种，使我们的绿阴更加多姿多彩。执行我的绿化政策的一个主要人物是能干的官员黄尧。这个造林学出身的马来西亚人，原本打算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和油棕园工作。他利用专长，为我们解决了种种问题，包括在路边种植乔木、灌木和其他花草，以及在市区里辟设公园和铺设公园连道。面对我接连不断的便函和永无止境的要求，他勤奋地一一回应，而且还成功地推行了其中的许多计划。他的接班人蔡善英的专业是农学，却成为一名树木专家，表现也一样好。　　每逢我出国几个星期后回到机场，驱车沿着东海岸公园大道进入市区，看到苍翠的树木、棕榈、绿油油的青草和繁花似锦的灌木，我就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在我推行过的所有计划之中，绿化计划的成本效益最高。　　我们之所以非使新加坡清洁不可，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新加坡必须尽可能收集每年95英寸的雨水。我要求土木工程出身的防止污染组主任李一添制定计划，修筑堤坝把所有小河与溪流的水拦截起来使用。这项计划花了约十年的时间才落实。他必须使来自住家和工厂的所有污水全部流人阴沟，只允许屋顶、花园和空地的干净水流进明沟，再流进被拦住的河流。到了1980年，每天能收集到6300万加仑的水，约相等于当时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　　雄心最大的计划是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把鱼儿引回这两条河。1977年2月我最初公开提出这个建议时，许多人，尤其是工业家问道：“干吗要清理？梧槽水道（它注入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向来都是脏兮兮的，这是新加坡传统的一部分！”这样的看法我绝不能接受。两条水道发出刺鼻的恶臭。芝的律师楼有个失明的电话接线生，每次乘巴士快要来到新加坡河时，嗅到河水的特有恶臭，便知道到了什么地方。新加坡的水道污染问题一半是由工业废水造成的。我们必须确保每条溪流、阴沟和小河都不受污染。当时的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打趣说：“每星期买鱼放进河里，开支会要比这样做少得多。” 　　李一添并没有因为被泼冷水而退缩，他跟我密切合作过，知道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会支持他排除一切障碍。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是大规模的工程，这意味着必须为整个新加坡岛铺设地下水道。在市区，由于建筑物成群，这样做尤其困难。我们不得不徙置大约3000户家庭小工业，让它们搬进有控制油污和其l他废物设备的正式工业区。　　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驳船和就在新加坡河上川流不息，船上人员生活在河上，在河上烹饪和洗澡。我们必须把他们迁移到西海岸的巴西班让，加冷河两岸的小船厂则搬到大士和裕廊河边。另外让5000名街边熟食小贩搬进经过精心设计，清洁的熟食中心。小贩惯于在路旁做买卖，不必缴租金，方便顾客。他们抗拒到有盖小贩中心去，因为生意未必那么好，还要交租金和水电费。我们不温不火地却也丝毫不放松地协助他们搬迁，津贴租金。尽管如此，一些小贩还是经营不下去。　　我们逐步淘汰8000个养了90多万头猪的养猪场，因为猪的粪便污染了溪流。除了14个开在农业科技园里的鱼塘以及三几家钓鱼场外，其他鱼塘都关闭了。鲜鱼现在是在柔佛海峡的浅水网箱和南部岛屿的深海浮动网箱养鱼场里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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