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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被控以任何罪名。万一总统在受酒精影响下驾车撞死人，肯定要引起公愤。内阁几次开会讨论事态的发展，最终决定非要他在出院和恢复活动前辞职不可，否则国会将不得不废黜他。元老级部长，尤其是拉贾拉南、巴克和我，为必须把高居如此显赫地位的老同僚罢免而苦恼。对德万·奈尔家人的处境，我们感同身受，但最后还是觉得别无选择。让他继续留5任只会带来更多害处。

　　待德万·奈尔情况稳定下来，能够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时，我和拉贾拉南在3月27日到新加坡中央医院去看他。他犹豫了一阵子，然后答应自动辞职。

　　第二天，也就是28日，德万·奈尔写信告诉我：“大约一年前，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酗酒者。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隐瞒真情。偶尔想向你吐露真情，但总是临阵退缩。最后一次几乎就要向你告自，是大约两个星期前在我的办公室同你见面时，当时我尚未启程到古晋。我错过最后一次吐露真相的机会，结果毁了自己。”

　　两个星期后，德万·奈尔在另一封写于4月11日的信中说：“此外我还记得其他一些事情，包括启程到古晋之前两个星期在新加坡发生的一些怪诞行为。不过令我感到可怕的是，我无论如何都记不起大部分关于我在古晋如何行为不检的报道的内容。然而它们必定是真实的，因为有几个目击者出面证明我做过那些事、说过那些话。令我更加感觉混淆的是，至少有两个场合我记得很清楚，而报道所言跟我的记忆有出人。我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可当时又有目击者。或许其中一些目击者在撒谎，我是倾向于这种看法的，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撒谎。以前人们总爱说某某人中邪，难道我是鬼上身了？又或者是‘化身博士’在作怪？

　　“也许是脑袋受创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脑功能一定是损坏了，损坏到什么程度尚待分晓。损坏的部分有多少能够治愈或恢复，同样要日后才能知道。”

　　我有两个角色得扮演：第一、身为总理，我有责任保护总统职位的尊严和新加坡的声誉；第二、作为他的私交，我希望能挽救他。他在医院住了几天，过后我们把他送到樟宜别墅，协助他戒酒。他坚持要到印度“静修”打坐，以印度教的方式治好自己。我不认为那种方法会使他复原，于是敦促他接受治疗。经过拉贾拉南、巴克和另外几个老朋友，包括当年在职总便和他交情甚笃的SR纳丹（后来出任新加坡总统）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之后，他总算答应到美国的卡伦基金会接受治疗，一个月后似乎痊愈了。

　　德万·奈尔坚持要我们发给他养老金。根据宪法，总统无权享受任何养老金。内阁决定基于人情拨出一笔养老金给他，条件是他必须不时接受政府医药小组的复诊。巴克同德万·奈尔谈妥条件，并在国会提出有关决议。待国会通过之后，德万·奈尔又回绝，并否认曾答应接受有关条件。政府始终没有收回条件，德万·奈尔因此老羞成怒。

　　一年半以后，他在《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1月29日刊发表的一封信件中，说自己从来都不是个酗酒者。卫生部常任秘书把一封写于1987年2月14日的信寄给德万·奈尔和《评论》，上面有七名在1985年三四月负责处理德万·奈尔病情个案的医生的签名，他们证实对德万·奈尔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从未有医生对这个诊断结果提出相左的意见。

　　1988年5月，德万·奈尔插手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被调查一案。后者承认获得美国国务院官员保证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庇护。德万·奈尔抨击我说，这跟我在马来西亚对抗马来极端分子时，争取国际支持的做法无异，言下之意是，当年如果遇上麻烦，我也会逃离马来西亚。德万·奈尔拒绝撤销他的指控，我于是提出诉讼，并向国会提呈报告，包括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的有关文件。

　　这些文件发表后，德万·奈尔离开新加坡，至今不曾回来。过了11年，他在加拿大接受访问时说，医生对他诊断错误，并指责我吩咐医生给他服用迷幻药，使他看起来像个酗酒者。诚如纳古连德兰医生所警告的，他会出现“性格改变”的现象。

　　在委任德万·奈尔担任总统方面，我错在没有调查清楚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切妥当。待他崩溃了，我向在职总跟他关系最亲密的友人之一何思明询问。也是议员的何思明证实德万·奈尔在国会委任他出任总统以前就有狂饮的现象。我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醒我，他回答说德万·奈尔从来没有因此昏迷过。要不是因为何思明愚忠而没有提醒我注意存在这样的风险，我们大家就不必经受那么多的痛苦和难堪。

　　不过总的来说，德万·奈尔在现代化的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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