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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约翰逊用了许多华丽的辞藻，把我形容为“爱国者、杰出的政治领袖、新亚洲的政治家”，说“不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一样——凡是人们能努力争取自由、尊严的生活的地方，新加坡都为所能取得的成就立下一个光辉的榜样”。这种过度的赞扬有别于英国人的作风，还真使我难为情。我在做出回应时，间接支持他在越南的行动，却也想知道美国人民是否也相信，美军不在越南坚持下去的话，他们的后代还会不会继承这个美好的新世界。

　　欢迎仪式过后，约翰逊立即跟我单独会谈。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得克萨斯州人，声音低沉有磁性。在他身旁让人觉得渺小。他闷闷不乐，心情烦乱，却想听听我的意见。他正在努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阻止他们攻陷南越并在越南以外制造更多麻烦，如今找到这么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同越南毗邻的人，能了解、同情，并默默地支持他的这些举动，他甚感宽慰。

　　约翰逊说话直截了当。战争赢得了赢不了？他做得对不对？我告诉他，他做得对，只是在军事意义上，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不过他可以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这么一来，越南就会出现一个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层，那就是胜利了，因为这个政府会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且是非共的。我毫不怀疑，如果举行自由选举，人民都不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人。他听了很高兴，哪怕只是那一刻的兴奋。当晚在白宫的晚宴上，我问约翰逊美国还能撑多久。他回答说：“是的，美国有决心、有能力熬过越南的这场斗争……没有什怕言辞能说得更清楚更有信心了。你们那个地区有句话，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决心。你们的说法是‘骑虎’，骑到老虎背上。你们骑过老虎，我们也会这样做。”

　　晚宴过后，几位参议员带我到楼上俯视白宫草坪的门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直接问我一个问题：吴庭艳遭暗杀，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来自蒙大拿州，是民主党参议员，个子高瘦，脸色苍白。我回答说，这是坏事，因为并没有更能干的人来取代他的领导。要吴庭艳改变政策或者统治的方式，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干掉他只会使局面更加动荡。更糟的是，谁也不晓得今后任何肯站起来为南越而斗争的领袖，如果拒绝听从美国的劝告，还能不能生存下去。他掀起嘴唇说，是的，是坏事。他接着问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根本没什么容易解决的办法，不能像西部片《正午》所描绘那样，以拔枪决斗的方式，一了百了地把事情解决。这将是一场艰苦冗长之战，不是什么风光的事，就是为了把这场仗打完，阻止共产党获胜，让南越领导层崛起，这就算是胜利了。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得在南越长期驻留下去。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要美国人同意这么做是非常困难的。

　　国务卿腊斯克深思寡言，与其说他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更像一名学者。我告诉他，希望下届美国总统能以漂亮的姿态赢得选举，让河内相信美国人民有耐心有决心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美国如果罢手，形势将不利于所有非共国家。泰国会改变立场，马来西亚紧跟着将被放到游击队的绞碎器中，受尽叛变行动的蹂躏折腾。然后，随着各地相互结盟的共产党相继控制了大局，共产党人便会进一步摧毁新加坡。

　　副总统汉弗莱说话没什么保留。他深信除了少数不是鹰派就是鸽派的参议员，70％到80％参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越南政策。反对的一派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2年来长大的一代人，他们没尝过战争的滋味，也没经历过真正的经济困境。他们是大学院校里的反战分子死硬派。像我这样既不结盟，又被公认为政治立场独立的人，应该公开发表意见，制止美国民意继续受到恶性的影响。除非像我这样的人能协助约翰逊站稳立场，否则，他担心约翰逊还未被越南挫败，就先在美国被击垮。汉弗莱讨人喜欢，政治上很精明，对他的强悍和坚定我却有所保留。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态度积极。他认怕美国和新加坡两国的目标完全一样，都希望英军在新加坡留下来。美国人民并不想看到只有美国孤军作战。他说，英国购买F111战斗机，显示它跟美国关系异常密切，准备承担对东南亚的义务。那是1967年10月。一个月后英镑贬值，英国决定自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同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讨论时，主要课题都是关于越南。我所给的回答并未能消除他们的忧虑。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可以在下届总统选举以前执行的解决方法。我提不出这类答案。访问哈佛大学时，我同一些大学生交谈，也会见了美国总统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里查德。诺伊斯塔特教授。我问过邦迪我能不能在美国度短期公休假，以便了解美国人和美国的制度。我认为自己非了解美国人不可。他们有跟英国人不一样的强处和弱点。美洲是个辽阔的大陆，美国的决策者并不全部集中在华盛顿或纽约，英国的决策人则集中在伦敦。

　　美国决策人员分散在50多个州，各州的利益不同，要求也不一。邦迪安排我会见诺伊斯塔特。诺伊斯塔特答应为我在政治研究所安排一个课程，时间是在1968年秋季，为期一个学段。这次访美我每天马不停蹄，没完没了地向媒体发表谈话，也怕不同的团体发表谈话——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外交学会、哈佛的大学生、圣路易斯的大学生、芝加哥的外交学会以及洛杉矾的报界和电视台。甚至到檀香山在太平洋总部总司令家中做客期阳，我也得发表谈话。

　　只有到达夏威夷一个大岛上的冒纳凯阿火山度假村时，我才算真正放松身心，成天打高尔夫球，并在晚餐过后观赏风景。新加坡驻华盛顿、堪培拉和惠灵顿使节团传来的报告都不错，但是吴庆瑞和拉贾拉南却因为我频频替约翰逊干预越南的行动辩护，显得太积极太亲美而焦虑不安，深恐这可能导致华族基层群众同政府疏离。他们劝我退一步，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我回国后同两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措辞稍微改变，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尽管仍然明确支持美国在越南的立场。我深信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会伤害约翰逊总统，损害他在美国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

　　访美十天，使我留下了一些强烈的印象。正如我告诉内阁同僚所说的，新加坡跟美国的关系还很表面，不比我们同英国之间的交往。美国人总爱从国家的人口和幅员考虑问题。就东南亚来说，跟印尼人比较，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根本微不足道。美国泄了气回国之后，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而且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让英镑贬值，1968年1月宣布提前于1971年撤军。

　　两个星期后，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在包括西贡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发难。电视对这次攻势的报道，动摇了美国民众的信心。事实上，越南的攻势是失败的。但是美国媒体当时说服了美国人，让他们相信，这是美国人的一场惨重的灾难，美国输了这场战争。两个月后，约翰逊在3月31日宣布：“我不会争取也不会接受党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从那时候起，美国泄了气，硬着头皮撑着，只为等待新任总统争取以不至于太不光彩的方式撤出越南。

　　1968年10到12月，我按原定计划，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度短期公休假，交由吴庆瑞主持大局。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逗留了几个星期。在那里的教员俱乐部做客时，我在电视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尼克松胜了之后，我从温哥华飞到握太华会见特鲁多，几个月前他刚出任加拿大总理。随后我以政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身分前往波士顿和哈佛。政治研究所附属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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