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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我总觉得他要结束越战,是因为顶不住国内的反战压力。但是他并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他要体面地脱身。美国人民对越战失去信心,我感到惊讶。突如其来地结束越战,不但会在越南,也会在邻近国家造成意想不到的危险后果,对泰国尤其如此,因为泰国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撤军行动必须谋定而动,逐步进行,让南越军队可以负起更多的战斗任务。必须力促南越人民这样做,关键是找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南越领袖,具备像越共那样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来处理他们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让南越也能像韩国一样,有3万——5万名美国驻军,同时确保韩国武装部队可以一年年地增强军力。要成功落实这样的撤退方式,必须让河内和越共得到一个信息:美国有充分的时间按部就班地逐步撤退,总统不会向压力低头而匆匆忙忙地把美军撤走。

  河内当时其实是在华盛顿进行斗争,许多国会议员却在媒体的鼓动下无意中帮了越南。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协助南越人自行战斗,条件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装备保卫自己,那么万一战败了他们也怪不了美国。换句话说,就是让战争越南化。尼克松对此深感兴趣。原定半个小时的会谈持续了一小时又一刻钟。尼克松需要寻找理由来相信自己脱得了身又不算战败。我相信这是绝对可能的。这使他感到宽慰。

  我在1970年11月5日再度会见尼克松时,他刚经历了一场劳心费神的中期选举活动,显得疲惫不堪。他重新谈论了在越南问题上能有些什么选择,然后把话题转向中国。我建议美国向中国打开门窗,开始进行非战略物资贸易。如今已有三分之二的联合国成员国准备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不应让人觉得它有意阻挠。我再次指出,美国不像苏联,它跟中国并没有共同的边界。

  手里多了一张牌稍后我在白宫的附楼里会见了基辛格,他问我有关苏联人准备利用新加坡海军基地船坞的事。如我所料,他从希思那里听说,在英军离开后,柯西金对利用新加坡的军港有兴趣。我在早些时候向希思披露这件事,是要确保他不会匆匆忙忙地撤离军港。我向基辛格保证,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会先照会他和英国人。苏联的行动使我手里多了一张牌。我希望美国人会鼓励澳大利亚军队继续留在新加坡。在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组成的五国联防安排下,我感到很放心。我循着澳新运行,澳新循着美国运行,这种形势对新加坡来说好得很。基辛格补充说:“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我说,由于没接受美国的援助,新加坡在东南亚可以以不结盟的中立地位就世界事务发言。基辛格同意,这样做对美国和新加坡是最好不过了。

  在这期间,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人悄悄地跟北京领袖进行了接触。1971年他秘密地访问了北京,安排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尼克松1972年回月宣布这个消息,震撼了全世界。事前他没通知任何亚洲盟友,包括日本以及他们的台湾盟友,这使我感到不安。他这次访华,的确有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另一方面,1973年4月我再度访美时,越南的战情看来并不乐观。伤亡人数继续增加,还看不到胜利。美国国会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完全退出东南亚。我和芝到乔治敦区当时的世界银行主席麦克纳马拉家中,跟他们夫妇俩共进午餐。麦克纳马拉在午餐时透露,有令人不安的报道说,尼克松涉及掩盖水门事件,事态发展可能变得很棘手。说这话的时候,他脸色凝重。我有预感,尼克松和东南亚今后都会有麻烦。

  4月10日早上抵达白宫的时候,尼克松在前门门廊迎接我。对于我不时公开支持他对越南和柬埔寨所采取的孤独立场,他特别表示感激,待我热情友好。为了拍照,他跟我在白宫的玫瑰花园中散步,大谈当时正在盛开的玫瑰和草原海棠。在白宫内会谈时,尼克松说,他认为中国并未立即构成威胁,只有在10年至15年后,当中国的核计划大功告成时,它才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问我对越南和停火条件的看法。根据停火条件,美国答应提供援助重建北越。我说,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顶多也只能如此。拉拢北越,使它不再依赖苏联和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美国要是不提供援助的话,越对苏联和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大。

  尽管选举刚结束,外加水门事件正在酝酿,公务繁忙,尼克松还是在白宫设晚宴招待我。白宫晚宴有个仪式显示总统的排场。我和芝在好几位穿着金色肩带制服、佩戴奖章的侍从武官陪伴下,跟总统和夫人一起走下白宫的楼梯。嘹亮的喇叭声吹起,吸引会众的注意,我们在平台上稍微驻足。接着,我们缓缓走下楼梯的最后几级,现场顿时鸦雀无声,大众举头望向我们。接着总统、总统夫人、我和芝排成一行,迎接来宾。

  1967年约翰逊总统设晚宴招待我,也举行过同样的仪式。但是尼克松的作风不一样。他跟所有来宾—一热烈握手,说些得体的客套话:“再见到你憾到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赏脸了”。当我跟来宾握手的时候,他偶尔会从旁插嘴,称赞或评论几句。中途他拉我到一旁说:“别说错话,例如‘你好吗’。因为也许你见过他,这显示你忘了,他会生气。应该总是用中性的话语,像‘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多好’。认出对方就说‘久违了’,‘再见到你多好’。”他的确够专业,却很少闲谈,从来不说笑话,跟里根总统不一样。里根谈话的呐候,闲言笑语总是层出不穷。

  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问我,对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主动有什么看法,他指的是尼克松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我说,除了令人感到意外之外,没什么好挑剔的。要是不致引起那么多人感到震惊和意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还可以锦上添花。意外的因素使日本人和东南亚人产生疑虑,担心强国喜欢突然改变政策,可能使它们站错队。

  格林解释说,日本人很难守得住秘密,他们自己也这么说。他强调,美国建立新的对华关系,并未改变美国对这个地区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从一开始台湾就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情形现在一清二楚,美国仍然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韩国原来也表示担忧,如今却意识到韩美关系根本没改变。一句话,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并不损害到任何国家,结果是亚洲更加稳定。

  我说,跟西方文明和科技多接触,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现有的孤立状态维持不下去。例如,由于中国人民跟外界完全隔绝,访问新加坡的中国乒乓队除了乒乓球,什么也不愿意谈。我相信,中国经济一越过“最起码的必需品的界限”,就会面临苏联目前的问题。对于买得到的产品,中国人民要能有所选择,有了选择,他们就会失去对平等主义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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