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19)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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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29、冷战后的分歧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初露端倪。然而这个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却要到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才真正凸显出来。随着反越战的一代人人主白宫，人权、民主，这些过去被认为次要的问题，一下子都变成头等重要的了……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　　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可以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对美国和世界还是个威胁的时候，我们同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政府，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从60年代约翰逊总统在任到90年代布什总统掌权都如此。新美彼此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美国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我们也是。对美军继续留驻东亚，我们也给予大力的支持。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初露端倪。然而这个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却要到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才真正凸显出来。随着反越战的一代人人主白宫，人权、民主，这些过去被认为次要的问题，一下子都变成头等重要的了。美国政府支持叶利钦总统领导下宣称要实行民主改革的俄罗斯联邦。他们把俄罗斯当做盟友，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哪怕对俄罗斯的民主前景存有再多的疑虑。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我们担心在言论和行动上仇视中国，只怕真会迫使中国变成仇敌。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说到底，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同中国反目成仇。这个时候，正是美国希望在东南亚缩减军力的时候，新加坡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就大不如前了。　　很多美国人自以为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也再难以支撑下去。让它尽早了结，是美国当仁不让的道德义务。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布什总统主张的，通过建设性的接触，逐步改变中国；另一是国会所支持的，实行制裁措施，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人权和政治改革。　　布什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制裁行动，但是不久之后就面对压力，该不该让中国向美国出口货品，享有最惠国地位，引起了国会的争论。国会通过决议中国不改善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美国就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布什当时也在场的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20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光耀，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他肯定是一名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多年来连同支持者致力于向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灌输儒家价值观。相反，德里安是美国南方民权运动的宿将，她的理想是为体现美国宪法固有的‘人类权利’而进行斗争，民权运动示威者就经常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她全盘否定李的观点，不同意社会福扯必须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认为新加坡的政治犯，只要誓言放弃暴力斗争就应获释。这两个人在两小时的会面中，大半时间都各执己见，双方的想法简直南辕北辙。” 　　但是这种意见相左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公开，我们两国的战略利益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再举一个例子。1988年6月，我们要求美国调走派驻新加坡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理由是他干预新加坡的内政。这名官员唆使前副总检察长招揽那些心有不满的律师，一起在来届大选中挑战人民行动党。这名外交官还安排这位律师到华盛顿的国务院同他的上司见面，并向律师保证在必要的时候将给予政治庇护。国务院否认所有指责，并且要求调走刚赴美就任的一名新加坡外交官，以示报复。国会就这件事情进行辩论时，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中立而称职的国际委员会去解决。委员会可以由3位专家组成，如果它发现美国外交官所进行的是合法的外交活动，那么新加坡政府将收回抗议并道歉。国务院发言人欢迎我重申新加坡希望结束这场纠纷的讲话，但是对我所提的建议保持缄默。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美国人把人权和民主，以及西方同东方的价值观，列为议事日程中的首要课题。美国硬是要日本把它所提供的援助计划，同受益国的民主与人权记录挂钩。《朝日新闻》这份自由、反战、主张民主的日本报章，邀请我于1991年5月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同主导舆论的美日重要人物讨论人权和民主课题。我说，英法两国分别让40多个前英国殖民地和25个前法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并为这些国家制定西方式宪法，迄今已有50年了。不幸的是，它的结果在亚洲乃至非洲都很糟糕。就连美国，也无法成功地让菲律宾这个殖民地，在1945年回复自由50年后的今天，成功推行民主制度。我认为，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　　第二年，《朝日新闻》再度邀请我去讨论民主、人权，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说明千百年来，不同社会以迥异的方式各自发展，理念和准则自也迥然不同。因此，坚持要把美国或者欧洲在20世纪末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全世界，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了向全世界广播的卫星电视，任何政府想要隐瞒残酷对待人民的事实，将越来越困难。渐渐地，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国际社会必定会在不干预他国内政和坚持所有政府必须更加文明、人道地对待本国人民的道德原则之间，取得平衡。　　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不同社会终究会汇集形成一套人人接受的共同的世界准则，惨无人道、残酷野蛮的手段也将受到谴责。（正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国际社会不可能在未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认可之下，对干预行动达成一致的共识。其中，代表全球人口40％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就对北约1999年的轰炸行动提出强烈的谴责。）我接受美国《外交》季刊这份备受尊重的期刊的访问，访谈内容在1994年2月间发表，对“亚洲”同“西方”的价值观的辩论深感兴趣的美国人，为此起了一阵骚动。在答问中，我避免使用“亚洲”价值观这个词儿，毕竟对“亚洲”价值观的解释不一而足。我谈的是“儒家伦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凡是使用汉字系统，儒学经典流传的国家，都深受儒学价值观的影响。而散居怖南亚的近2000万名华裔，所推崇的也是同南亚、东南亚所奉行的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不同的儒家思想。　　我说，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但是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社会则大多相信政府无所不能，在家庭结构崩溃时足以履行家庭固有的义务，未婚妈妈的现象就是一例。东亚人不行这一套。新加坡仰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为亚洲人所接受的，枪械、毒品泛滥，暴力犯罪活动，人们居无定所，粗野的社会行为，处处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崩溃。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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