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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日本人民的内心深处，对于再次卷入一场不但赢不了而且代价惨重的战争，仍存有深深的恐惧感。中曾根加强防卫力量的政策也因此放缓推行。民意调查显示，在防卫问题上日本人都宁可保持低调。无论如何，就因为中曾根性格率直，在他卸任以后，我们每逢在东京碰头，总能一起吃饭，畅所欲言。

　　自民党的势力在80年代末开始转弱。35年来一直都行之有效的整个体制，再也无法应付国内外急速改变的环境。传媒接二连三地报道贪污丑闻，使自民党连连受到炮轰。日本传媒决心要拆散自民党领袖、大商家，尤其是建筑承包商以及高级官僚之间的相互勾结的关系。继中曾根之后于1987年担任首相的是竹下登。他个子瘦小却风度翩翩，是早稻田而非东大毕业生。他温文尔雅，待人处世拘泥形式。在笑容可掬的背后，他其实是一个政治暗斗的高手。他的领导作风跟中曾根截然不同，谨言慎行，但是却能履行自己的承诺。竹下登出任首相期间，正是日本要从苏联手中夺回千岛群旧（日方称为北方四岛）的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急需国际经济援助，日本随时准备慷慨解囊，条件是要苏联归还原属他们的4个岛屿，或至少做出归还岛屿的明确保证。

　　但是1989年12月我在东京裕仁天皇的葬礼上同竹下登重逢时，他却透露，苏联绝不放手。过后他给我传来口信，要求我在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于1990年初访新时，为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说项。我曾经问过三木武夫首相，为什么苏联疆土遍及欧亚大陆，却会对堪察加半岛外的4个小岛如此在意。三木脸色一沉，激愤地直斥苏联人对领土贪得无厌。我问起岛上日本居民的命运时，他一脸厌恶地说：“一个都不留，全被遣返日本！”竹下登对收回4个小岛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意愿。所以雷日科夫总理访新时，我特别提起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4个岛屿的主权根本无可争议，完全属苏联所有。在他的两年任期内，爆发了一起同雇佣公司“利库特”有关的贪污丑闻。竹下登的心腹涉嫌为达到政治目的接受贿赂。这个人后来自尽，竹下登悲痛欲绝，最终引咎辞职。

　　在闹出一连串贪污丑闻之后，公众极力呼吁清廉领袖上台。虽然海部俊树只领导自民党内一个最小的派系，但是他仍然成功地在1989年当选首相。海部受人欢迎，喜欢交际，有个“廉洁先生”的雅号。他不及宫泽多才，不如中曾根果断，又不比竹下登善斗。但是他却有亲和力。

　　海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碰到不少问题。换成中曾根，当会乐于当机立断。美国要求日本派兵到波斯湾参与对伊拉克之战，海部在征求了各党派领袖的意见后，最终不派一兵一卒，而选择提供130亿美元，作为日本对这次行动的贡献。

　　其实西方一直都确认日本的经济力量。从1975年在朗布依埃举行的会议开始，他们就邀请日本领袖出席五大工业国峰会。可是在争取扮演一个主要经济强国的角色的过程中，日本始终面对重重障碍。最严重的问题是，日本领袖对他们战时的暴行采取了不愿面对的态度。反观德国人，开诚布公地承认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同时表示歉意和对受害者做出赔偿。他们也教导年轻一代认识战争罪行的历史背景，以免重蹈覆辙。日本人则继续采取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我想，或许他们是不愿使人民士气低落，或不愿侮辱祖先和天皇。什么原因都好，总之历任自民党首相都没能勇敢地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是，1990年5月，海部却在新加坡发表了一次突破性而且令人难忘的重要演讲，“对日本过去所作所为给亚太无数人民带来难以承受的悲痛，表示衷心的懊悔……日本人民坚决不再重复这类会酿成悲剧性结局的行动”，就只差一声道歉。无论如何，他的语气确实体现了他诚恳和务实的态度。

　　我向海部指出日本人和德国人对待战争记录所抱的不同态度。德国工业家和金融家呈交履历表，总会毫无隐瞒地把战争时期的经验—一列出：在斯大林格勒或者比利时的战役中出过力，曾是美、英或苏军的战俘，曾获颁什么军阶什么奖章。但是在日本人的履历表上，1937年到1945年期间永远留白，好像这段日子不曾存在。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根本不愿重提这段历史。因此，日本人和那些同他们来往的人之间总是隔着一道烟幕，疑虑重重，这是不足为奇的。

　　我建议日本研究德国的方式，教育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辙。海部坦言我的意见让他深受鼓舞，同时强调日本其实已经在不断改变。他说自己是战后第一个没有军事背景的首相。1945年，他还只是个学生。到了60年代，他积极参与民主化进程。他愿意认真研究如何教育年轻一代认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重新检讨教科书的内容。可惜，他还来不及落实这个想法，就被宫泽喜一取而代之了。矮小调皮的宫泽，圆脸上总挂着探索的表情，一陷入沉思两道阔眉就会紧蹩，在阐明经过谨慎仔细考虑的立场之前，也总会先掀起嘴巴。他像学者多于政治家。要是选择投身学术界，担任母校东大的教授一定胜任有余，只是最后他却当上了财政部官员。

　　传媒曾在1991年报道我说过的话：让日本人派兵支援驻守柬埔寨的联合国和平部队，简直就是“把含酒的巧克力塞给一个酒鬼一样”。宫泽在接任首相前夕，就趁一次我在东京和自民党领袖共进午餐时，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日本文化要改变谈何容易。日本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追求完美，做到极限，哪怕是插花、铸剑或者打仗，这种习性是根深蒂固的。如今中国已经拥有核子弹，我不相信日本还会重演1931年至1945年之间的历史。不过，日本若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就非得让邻近国家觉得它信得过，是个能赖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国不可。宫泽追问，海部的懊悔难道算不上是提供了某种宣泄吗？我说，这只能算是个好的开始，却并非道歉。

　　后来宫泽出任首相，在1992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第一份声明中，就对亚太地区人民所蒙受的苦难表达了“深切的懊悔和歉疚”。中曾根是鹰，宫泽则是鸽。他一直支持美日联盟，反对以任何形式重建军事力量。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词汇丰富，因而易与他人坦诚交换。意见。他反应敏锐，一有不同意见，就立刻反击一一但总是彬彬有礼。早在他出任首相以前，我们已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富泽特别留意中国宫泽也特别留意高增长的中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同佐藤（1968年）、三木（1975年）和福田（1977年）一样，宫泽花了颇长的时间讨论跟中国有关的课题。即使在中国采取闭关政策经济停滞时，日本领袖已经非常关注它的发展了。

　　后来邓小平推行开放政策，日本更是格外留意这个每年增长8％到10％的邻居，因为它可能威胁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显赫地位。宫泽担心的是少了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监督和制衡，中国崛起将对日本和东亚的安全构成威胁。大多数日本领袖相信，美日的防卫合作联系能给日本20年的安全保障。然而宫泽和其他日本领袖担心的，却是长远的局势发展，暗自害怕有朝一日美国军力将难以在本区域维持支配的地位，不愿再保卫日本。中国究竟会起着稳定的作用还是引起麻烦，没人说得准。

　　我认为最好是把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制里。日本应该吸引中国优秀生到日本深造，让他们同日本的年轻一代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样，中国最杰出的顶尖人才如果能有机会到美日欧，就能开拓眼界，认清中国要繁荣富强，就不得不在国际上做个积极的成员。如果中国在推行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多方受到孤立和阻挠，它就会对先进国家产生敌意。

　　大多数日本领袖深信一到紧要关头，东盟国家都会跟日本站在同一阵线，惟独无法断定新加坡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不怀疑身为华人的我关心东南亚的利益，并且纯粹从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看中国，相信冲突发生时我未必支持中国。但是对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以及未来的领袖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会产生什么反应，他们就说不准。我想我当时并没有成功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就在宫泽担任首相期间，田中一名年轻弟子小泽一郎率领党内一个势力强大的派系，在一次关键表决中推翻了宫泽内阁。宫泽毕竟有别于其他自民党派系的首领，他不是一个党内明争暗斗的能手。自民党输掉了随后举行的大选。自民党失去政权也有好的结果。细川护熙成为首位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承认日本所犯战争罪行的首相。自民党领袖一直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抱着强硬的态度，细川没有这样的思想包袱。日本要等到一位非主流政党领袖上台出任首相，才真诚地道歉。第二年，紧接着上任的社会民主党新首相村山富市再次道歉，还趁访问东盟之行分别对东盟领袖—一致歉。在新加坡，他公开表明，日本不能再逃避，必须正视过去的侵略和殖民统治。

　　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村山发表声明，再度表达他最深切的愧疚和由衷的歉意。他并且强调，日本必须对给亚洲造成的痛苦自我反省。村山也是首位到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蒙难人民纪念碑前献花的日本首相，虽然我们并未要求他这么做。他告诉我，希望这么做能维护本区域今后的和平与稳定。他仍能感受到本区域潜伏着的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益发体会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这两名非自民党首相的道歉，削弱了以往日本政府绝不道歉的强硬立场。自民党并未道歉，表示歉意的是部分的村山联合政府。

　　1996年，自民党的桥本龙太郎继村山之后接任首相。他在同年7月庆祝诞辰的那一天，不以官方姿态而以私人名义，到靖国神社吊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日军亡魂，其中包括当年的首相东条英机将军，以及好几名因战争罪行而在战后遭处决的战犯。日本领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留下解答不了的大疑问。同德国人不一样，日本人没有进行导泻，以清除他们体制里的毒素，不以他们的过错教育年轻一代。桥本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2周年纪念（1997年）以及同年9月访华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深感忏悔”，尽管中国和韩国都希望日本领袖能道歉，桥本却没这么做。

　　他们不要道歉我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如此不情愿承认过去，坦然道歉，以从此迈步向前。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要道歉。道歉等于承认犯错，而公开表示仟悔更暴露了他们今日的主观感受。南京大屠杀，朝鲜、菲律宾、荷兰和其他妇女被拐骗或被强迫到前线充当日军的“慰安妇”，对活生生的中国、朝鲜、蒙古、苏联的囚犯进行惨无人道的生化武器试验：他们都矢口否认，直到一件件史实在日本的档案中被发现，他们才迫不得已承认。这种态度，又怎能不叫人对他们未来的意向生疑呢？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因战争罪行而被联军处决的东条将军在遗嘱和供证中说，日本人是因敌众我寡而败北。以日本的面积和人口，它仍有潜能在高科技战役中建立实力。诚然，中日的任何冲突一旦升级，超出传统武器的层次，日本必定会吃大亏。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但是万一发生，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他们感觉到受威胁，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脉断绝，那我相信日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年至1945年一样。不论日本和亚洲的前景如何，日本人如果要推动经济现代化以及扮演联合国和平使者的角色，就必须先了结这个道歉的课题。亚洲和日本一定要往前看。为此，我们彼此之间都应有更大的信任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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