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32)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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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

港英政府尚算清廉诚实，只有麦理浩出任港督前的大约十年例外。在那一段时期，贪污猖撅，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以新加坡反贪污法令为基础而制定的严厉措施。当然，殖民统治的游戏规则，难免对英国商人有利。汇丰和渣打是两大港币发行银行。英资财团“洋行”（大型贸易公司，后来都成了集团企业）都享有特权。只不过进入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十年，随着许多“洋行”逐渐由香港华人收购，原有的种种特权才渐渐丧失。　　下一任港督卫奕信在1987年走马上任以前，也到新加坡走了一趟，借此了解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和解决问题。卫奕信也是外交官，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想了解新加坡争取独立的经验。我告诉他，我们的条件不一样。我们原已并人马来西亚，而后意外地取得独立，以致我们不得不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受委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维护香港利益的同时，还必须了解中国，学会同中国领袖共处。　　一直到1992年为止，英国采取的治港政策是在打算进行任何政策性基本改革时，必先寻求中国的意见，彼此磋商，然后才正式宣布。英国希望争取坐上所谓的“直通车”。换言之，确保这趟直通车开到1997年7月1日，届时香港回归中国后，不会更换车头或车厢。1989年天安门事件震撼全世界，待人们定下神来，英国政府深感有必要做一些超越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协议范围的事情，才能自我安慰地说已竭尽全力，为香港人在回归中国议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保障。天安门事件爆发6个星期后，我们主动提出为香港25000个家庭提供“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允许他们在必要时才移居新加坡。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有效期是5年；之后还能延长5年。这样的安排使香港不致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要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　　消息宣布后，港人在新加坡驻港专员公署门前大排长龙，等着索取申请表格，几乎酿成暴乱。1990年五月我在香港同卫奕信总督会面时向他保证，发出这类居留权绝非有意摧毁香港。香港若欠缺技能和信贷，我们定然惜出这些资源，反之亦然，让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中获益。引起如此纷乱激动的反应，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好些申请者因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而过不了关。一年后，我们总共发出庄万张原则上批准永久居留权的许可证，比原定的多了一倍。　　到1997年，仅有8500人移居新加坡。香港很快从天安门事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迅速上了轨道。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事实上，许多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香港人，后来都回流了，不过多数把家人留在国外。彭定康也跟前任总督卫奕信和麦理浩一样，于1992年7月赴港走马上任途中，先在新加坡停留。经过一个小时的会谈，我感觉到他有意逾越中英协议的范围，于是问他：“你手上有什么牌？有什么新东西？”他没有回答，反而重复了我的问题：“有什么新东西？” 　　对他满脑子尽是抵触中英协议的改革计划，我深感不自在。香港记者专程来新加坡，准备在会谈结束后访问我。然而为了确保传媒不会错误报道我的立场，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访问，而是发表声明：“我相信，如果他（彭定康）定下来的目标，不逾越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架构，他能争取到治理香港的强有力的支持，并在既有的基础上发展……对他的治港政绩进行评估的最好标准是，他为香港遗留下来的制度能不能在97之后继续顺利运作。” 　　1992年10月，在一次访华之行后，我取道香港。当时彭定康刚宣布将扩大工商、专业和其他特殊利益团体等功能组别的选民人数，使功能组别代表的所有雇员都成为合格选民。我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彭定康为深化民主提出一套想像力非常丰富的建议……创意十足。他的建议专定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漏洞。”但是我不忘补充：“（彭定康）这份蓝图，与其说是即将卸任离去的殖民政府总督的告别之作，倒不如说像一份民族主义领袖发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行动纲领。”后来在总督府同彭定康会面时，我私下提醒他，把原本只包括专业人士或法人的功能组别范围无限制地扩大，把所有受雇于这些专业人士和法人的员工也包括进去，他这么做，是背离“功能组别”的原意的。　　12月中，我再次赴港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讲。彭定康以港大校长的身分担任讲演会主席。有人针对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向我提问，我当场引述两位前任港督麦理浩和卫奕信在上议院发表演讲的部分内容，以及曾经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顾问珀西。柯利达爵士的访谈。3份记录清楚显示，彭定康的行动方向，已经违反了英方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谈后达成的协议。我原以为在他面前清楚表明立场，能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岂料他竟默不作声。彭定康就这样消磨了英殖民政权的最后5年，同中国政府纠缠不清。彭定康的行动激怒了中国。英方若是一意孤行，中方随时准备取消整份协议内容。中方宣布，彭定康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会在97香港回归后一笔勾销。　　1993年7月，中方成立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做好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94年8月表决通过议案，支持把根据彭定康政改方案产生的香港的立法局、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全部撤换。彭定康和英国政府不把中方否定这些机关当一回事。彭定康在1995年9月举行立法局选举，包括设立9个新的功能组别议席，并把合格选民的范围扩大，涵盖了全港270万工作人口。中方领导人声明绝不承认选举结果，表明英方一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不符合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年香港回归后必须解散，立法局也要改组。彭定康满以为中国政府最终会默许这些政改，因为不这么做便是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在国际社会得付出重大的代价。　　1993年5月，我同当时担任英国国防部副部长、后来当上外长的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进行了一轮详谈，对英国官方的想法有了一点了解。英国人觉得他们有义务确保在97来临时，民主成了香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我说，要使香港继续繁荣发展，最好的解决办法正是让香港行政人员和有潜质进入领导班子的人士，认识和了解中方领袖，并学习如何保护香港的特殊需求。里夫金德指出，英方不过想在香港奠定更稳固的宪制，使中国不致那么轻易地摧毁香港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起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保障制度，保障香港人免遭逮捕和有出人境之类的自由。如能巩固这样一个制度，中国就更难加以摧毁。我却认为，再怎么费尽心机都徒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不可能不以中国利益凌驾一切的要求，顺应行事。要在仅剩的4年内，在香港鼓吹和注人百年来从未存在的民主价值和文化激素，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是一场意志之战，英方不可能获胜。　　我得出的结论是，英方一直指望美国人抓住人权和民主两个问题对付中国。美国手中有两张王牌，一是由1992年的200亿美元激增到1997年4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另一是每年更新给予中国出口产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中国也能以牙还牙，在禁止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方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西方媒体想借助香港使中国民主化，或至少通过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以向中国施压。西方媒体一致站在同一阵线，支持彭定康来迟又一厢情愿的政治改革。香港一些政界人士因此受到鼓舞，以为他们大可为所欲为，好像香港真有可能独立似的然而比英美和中国各执一词并采取一连串政治动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局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发展。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西方投资者对中国退避三舍，港、澳、台三地的华商却在这个时候进军内地，三年内业务发展大好。他们向疑虑重重的世界证明了，要在中国经商，所谓的“关系”——说同一种语言、源自同根文化、不按章行事——能弥补缺少法治的不足。这些华裔的成就锐不可当。　　1989年天安门事件引起的惊骇，使香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在人人谈回归色变的情况下，溃不成军。8年后，中国的经济前景有了180度的转变，香港如今殷切期望同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一起成长。随着1997年7月1日的临近，香港房地产和股市反而稳健上升，反映了谁也预见不到的信心。选择留下来的港商，几乎占了全数，他们开始接受现实：自己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设施尚未建设完善以前，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进行的商业活动，将是确保香港继续繁荣兴盛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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