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34)_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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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四

※34、台湾何去何从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K.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台湾表示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必会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能让步。当台湾驻新加坡“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办事处”终于在1969年设立时，双方明确达成协议，进行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它是整个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并不想卷入旋涡。　　一个中国立场不变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视中国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海峡两岸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接受了台湾相关人士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月到台北，同蒋经国会面。蒋经国和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台北举行的晚宴上，我会见了蒋经国身边的高层亲信。同他的密切交往，除了因为彼此谈得来，还在于双方的反共立场一致。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向他解释了新加坡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世人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蒋经国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　　双方在1975年4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和见解是否正确。他深感在国际上孤立无助。　　1973年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每年取得8％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鼓励。他们由一个仅集中于农业和制造纺织品、成衣和运动鞋，工资低微而劳动密集的经济体，稳健转型，进入高消费市场。起初他们仅懂得盗版珍贵的医药、法律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大平卖。80年代，他们开始自行申请版权，用质量高的纸张和厚皮封套装帧出版。进入90年代，他们投入电脑晶片、主板机、个人电脑、便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生产。　　我注意到香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也同样地不断提升的相同趋势，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从港台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既然他们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做到。　　§台湾工人主动自觉　　台湾少了样样由“中央”策划的经济体制，正像奔马一样往前驰骋。台湾如同香港，社会福利微乎其微。直到90年代初期实行直选制，情况才有所改变。反对党向当局施压，要求当局推行医药、养老和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结果导致预算出现赤字。面对“立法院”内部动辄起哄的反对党，90年代的台湾当局即使要提高税率来平衡预算，也是困难重重。所幸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到目前为止依然比西方工人更胜一筹。　　最让蒋经国和“部长们”深感自豪的，是台湾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每个学生至少受过9年的中小学教育，90年代有大约30％的学生大学毕业。然而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却叫管财政的李国鼎叹息。自60年代起，每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多达4500名，学成后回台的却只有区区500人。随着台湾的世界经济地位节节上升，李国鼎全力出击，希望吸引一些曾经在世界顶尖研究室和大型电子跨国公司服务的台湾优秀人才，回台服务。李国鼎在台北市附近发展科技园，为回流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协助他们开创半导体业务，结果台湾电脑业起飞了。这些回流人才在美国电脑业建立起了联络网，掌握了有关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使得他们能随时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有效地促销产品，并得到台湾当地栽培出来的工程师和技工的支援。　　当年跟随蒋介石将军的部队，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当中，有一层厚实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　　但是大陆籍精英阻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蒋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本省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用最可靠和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延续他们的政策，坚决同大陆共产党对抗，却绝不主张分裂争取“台独”。对大陆人来说，“台独”是不能容忍的。　　到了80年代中期，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一代台湾人在官场中步步高升。新加坡也换了个能说台湾福建方言闽南话的代表驻台北商务办事处，我们的原任代表来自浙江，跟蒋经国还是同乡。大家都看得出台湾正在蜕变。　　我们必须结识台湾官场中一些跟国民党有联系的本省人，但又要避免跟主张“台独”的异议分子扯上关系。后者全属非法组织的成员，好几个还因煽动叛逆罪名遭监禁。　　80年代中期几次访台，发现蒋经国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他无法再伴随我四处出游了。从交谈中推断，美国媒体和国会必定向他施压，要他进行政治制度民主化。他解除了戒严令并着手推行政治改革。那个时候，他的儿子蒋孝武担任驻新加坡的台湾商务代表，他让我知道了他父亲的想法。我告诉蒋经国，要保障台湾的安全，他就不能只争取里根总统继续站在他那一边，还得争取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支持，这是里根背后少不了的两股支撑力量。后来，蒋经国也放手让原本不被当局承认的反对党组织参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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