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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九

　　1980年党大会过后，我提升了六名年轻的政务部长为部长，也借这个机会再引进更多新秀。我让具备部长潜质的人选担任政务部长，接受考验。除了“直升机素质”之外，他们也必须具备政治的敏感以及同基层领袖融洽相处的个性。具备这些额外素质的人后来成为内阁部长。要物色一名适合的内阁人选，我和同僚得面试十多名候选人。要判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政治领袖，其实并不容易，人才耗损率相当高。因为纵有再多的心理测验，我们始终难以准确无误地评估候选人的人格、情绪和动机。要取得成功，候选人、他的伴侣和家庭，都必须准备牺牲个人的隐私，牺牲许多个人的时间来照顾选区，出席官方宴会，接受一份不比外头丰厚的收人。参政当部长其实早已不再是个深具吸引力的机会了。更何况，候选人最终必须具备一个附加条件：能够亲民，并有能力争取人民支持自己推行的政策。

　　1988年，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分领导党参加竞选。大选获胜后，我要年轻的部长们自己决定拥护谁来当总理。我告诉他们，当初我协助挑选他们进入国会，接着委任他们为部长，我要未来的总理接班人选获得同辈同僚们的支持。年轻的部长们最后决定推举吴作栋作为他们的领袖。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吴作栋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他身材高大，举动不够灵活，说英语难脱浓浓的福建口音。1976年刚当选议员的时候，他显得腼腆，不善于在公共场合讲话。

　　他能干，有抱负，有干劲，喜欢接近民众。我把他引进内阁后不久，劝他努力改善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我们请来了一位英国妇女给他和几位年轻部长上课，指导他们说自然流利的英语。我怕己有过学习华语和福建话的经验，知道要改变自小养成的语言习惯并不容易。我跟他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告诉他我怎么长年累月地利用工作之间的空档，通过补习老师，提高华语和福健话的流利程度。我那几位比较年长的语文老师给吴作栋介绍了华文教师，他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下过一番苦功之后，吴作栋逐渐成为更有效的演说者。

　　1990年，跟吴作栋合作的内阁同僚包括王鼎昌、丹那巴南、陈庆炎、杨林丰、李玉全、贾古玛、胡赐道、黄根成、李显龙、姚照冻、麦马德以及杨荣文。我把一群品格才干兼具并愿意献身社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再让他们同老部长合作几年，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我在那年11月辞去总理的职务。

　　我担任总理31年了。继续连任，除了证明自己老当益壮，还能办事治国之外，丝毫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能在退下来之后的有生之年协助接班人站稳岗位，继续争取成功，这将是我对新加坡的最后一项贡献。我不曾经受任何引退后的官瘾的困扰。吴作栋没要求搬进我在总统府附属楼宇中工作了整20年的旧办公室。那是20年前我搬离政府大厦后的办公室。他给自己选择了一间新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上面。我继续通过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以及同总理和其他部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吴作栋的作风以及他跟同僚合作的方式跟我截然不同。他小心翼翼、按部就班地进行策划，一步步赢取人民对他所要实现的目标的支持。结果证明他成功了。在1997年1月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有对手角逐的36个议席当中，总得票率由61％提高到65％，并夺回1991年失去的四个议席当中的两个。吴总理和新的领导班子如今全权指挥大局。

　　1998年年中的那场危机，给了吴作栋和他的班子一次重大的考验。随着邻近国家的经济体—一崩溃，新加坡币值下降，股市和房产价格猛跌了40％。新加坡的跨国企业纷纷裁员，把工厂迁移到商业成本更低的邻国去。这种情况跟1985年的经济萧条时期相似，当时我们就因为工资、费用、赋税以及其他成本比其他国家高，导致新加坡经商成本偏高。那个时候我们实施一系列缩减成本措施作为对策，包括把雇主对员工的公积金缴交率降低15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商业费用和税率。吴作栋的班子如今也制定了一套相似的计划，一方面降低税率，另一方面把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由20％降到10％，借此削减商业成本。裁员情况缓和下来了。到1999年年中，经济开始复苏。吴作栋和他的班子在处理危机时采取了坚定而妥善的政策，成功赢得了国际基金经理和投资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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