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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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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种族暴乱发生时,他已经12岁了,所以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惊慌和骚乱的情形。有一次紧急戒严,他被困在位于奎因街的公教中学校园内,心中着急,不知道怎么回家。幸好家里的司机够冷静,驾着我父亲的莫里斯牌小汽车,在交通混乱中把他载回家。显龙从5岁起就开始学马来文,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就开始学看爪威文,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 为了练习,他看巫统出版的爪威文报章《马来前锋报》,这份报纸经常毫无根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和我是种族主义者。政治是他课外教育的一部分。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也愿意进入政坛。 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劝他重新考虑是否要回国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务。显龙的表现异常出色,导师希望他能够留在剑桥发展数学事业。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颁给显龙时,曾提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显龙“比排第二名的一等考生取得多50%的A等分数”,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并不曾有过最特出学生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有这样差距的记录”。后来,我在他的毕业礼上碰到这位导师,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月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自己都不会往这个领域发展。 稍后,我要求这位导师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内容如下:“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因。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分,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士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坡,我也要留在新加坡……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和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邀请他在1984年12月的大选冲角逐国会议席。显龙当时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部的上校。身为他的部长,吴作栋认为他有很大的政治潜能,显龙却担心自己身为鳏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又没再婚,参与政治将使他更少有时间处理家庭的事务。他跟我和芝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参加来届大选,那就得等上四五年才有机会从政。一年年地过去,要适应政治生涯将会越来越难,尤其是学习如何在选区和工会跟人民合作。 最关键之处是,他须能深切了解人民的感受,能向他们表达他的想法,并能使他们支持他。显龙决定离开武装部队,在12月的大选中竞选。当年他32岁。他高票中选,是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之一。 政治上一大考验我委任显龙担任贸易与工业部的政务部长。那时是1985年,我们刚陷入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境况,他的部长立即委任他领导一个由企业界人士组成的经济检讨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低商业成本和加强竞争力。对显龙和其他部长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考验。1990年11月,我卸下总理的职务,显龙获总理吴作栋委任为副总理。 很多批评我的人说这是任人唯亲,他们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得到过分的器重。这跟事实正好相反。1989年,也就是我辞去总理一职的前一年,我在党大会上说过,要是显龙接替我,这对新加坡或对他本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我不要让人们把他看做我的接班人,他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坐上那个位子。他还年轻,由另一个人来继承我的职位当总理会更理想。如果将来显龙表现称职当上总理,到时大家都会很清楚他靠的是自己的政绩。 接下来几年,吴作栋一直忍受着外国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说他是为显龙暖席。 然而随着1997年吴作栋赢得第二次大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些椰榆都停止了。 在协助吴作栋的时候,显龙也以自己的能力奠定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处理政府各方面的问题时证明自己是个果断、高效的多面手。不论是什么部门,几乎每一个艰难或棘手的问题他都会注意并加以解决。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公务员们都知道这一点。其实,我大可再留任几年,等他取得成为国家领袖的足够支持时才卸任。但是我没这么做。 1992年10月,我和芝到约翰内斯堡去。当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显龙从新加坡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我赶紧回电,担心有坏消息。结果,消息令人震惊。 他的结肠长了息肉,医生化验后证实是癌性淋巴肿瘤。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我们稍微放心。显龙患的是中期淋巴肿瘤,化疗通常会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显龙接受三个月的密集化疗,癌细胞完全清除了,病情得到缓解。专家说,只要淋巴肿瘤五年内不再复发,那就算完全痊愈。我们焦虑地等着五个年头的流逝。1997年10月来了,又走了,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显龙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 1985年12月,显龙跟在国防部担任工程师的何晶结婚。她在1972年获颁总统奖学金,随后在新加坡大学考获工程一等荣誉学位。目前她在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担任总裁。这是美满的婚姻,他们生下两个儿子,何品也把显龙的另外两个孩子视如己出。显扬的妻子林学芬是新加坡人,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念法律,也考获一等荣誉学位。他们育有三个儿子。 在武装部队服务15年后,显扬被外调到新加坡电信公司。他的常任秘书曾要求他加入公共服务部门担任行政官,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不久后升任常任秘书,也有成为公务员首长的潜能。他比较喜欢企业界的挑战,所以选择加入新电信。后来他升任总裁,又有评论指我任人唯亲。如果他升职是因为我的关系,那么对他本人和对我所建立起来的任人唯贤制度而言,真是彻底的失败。他的表现如何,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官员和他的同事会更清楚,基金经理也一样清楚。 新电信的股价并没下跌。几年下来,跟主要国际电信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接触过后,一切有关他依靠裙带关系的言论全消失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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