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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他说在现在的生活中，圣字应该被裁去。他多次地讲到：“我和其他良善的印度教人一般地祷告。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上帝的使者。我并没有上帝意旨特别的暗示。我坚定地相信：上帝每天都对我们各人启示，但是我们都闭了耳朵，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并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一个印度和人类的谦逊奴仆。我并没有重新创立一派的欲望，如果我想创一新派好让他人跟从，那便是太过分了。因为我并没有代表什么新的真理。我只想跟从并代表我所知的真理。但是我的确想做的，是在许多旧的真理之上，放射出了新的光明。”

　　就甘地的性格而言，他非常谦逊，并且极端正直。

　　不管他是印度的爱国者，或是不合作运动的信徒，他始终不会心胸狭小。他不赞成专制，即使专制对他的事业有帮助，他也一样反对它。政府对人们的压迫，一定不能代之以不合作运动的压迫。他并不是要使他的国家富强起来，以便反抗其他的国家。他的爱国的热诚，并不局限在印度疆域内。他说：“在我看来，爱国和仁爱并没有分别。我爱国，因为我是人，并有人的情感。我的爱国心并不是排斥其他的。我并不想伤害英国或德国，以服事印度。在我的生命的计划中，帝国主义并没有它的地位。如果一个爱国者对于人道是冷然不关心的，那么。他也算不上是一个爱国者了。”

　　但是他的门徒是不是这种感觉呢？在他们那里，甘地的主义又贯彻得怎样呢？并且，经过他们解释之后，传达到民众中去，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泰戈尔游历欧洲数年之后，于1921年8月回到印度的时候，看见印度人的心思改变。不禁惊愕。

　　在他回印度之前，他早已由他从欧洲所寄给他在印度的朋友的一批信中，表示出他的焦虑。这一批信，有好些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甘地和泰戈尔两人都是哲人，都互相敬仰，可是他俩中间的裂痕，就像一个哲学者和一个信徒，一个圣保罗和一个柏拉图中间的裂痕一样，他们的驳论，是重要的，因为在一方面是一种想创造一个新人类的宗教的“信仰和仁爱”；而另一方面是一个想于同情和了解之中，把全人类的气息都联合起来的生而自由和清明广博的“智慧”。

　　泰戈尔常常把甘地视为圣人，他也常常很虔敬地道及他。当人们提到将托尔斯泰与甘地作比照时，泰戈尔说：“我现在才知道我更知道甘地。甘地的精神比托尔斯泰的更为光明和炫耀。在甘地一方面，一切都是自然的，谦逊、简单和纯洁，他一切的争斗，都是为了他的宗教的真诚做出的牺牲。但是在托尔斯泰方面，则一切都是用傲慢反抗傲慢，用怨恨反抗怨恨，用情欲反抗情欲。在托尔斯泰看来，一切都是暴动的；就是他的不暴动的主义，也是暴动的。”

　　在1921年4月10日，泰戈尔在伦敦所写的信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感谢甘地，因为他给印度一个机会，证明了她对于人的神圣的精神的信仰，还是仍然存在。”他对甘地的运动，曾发表过怀疑的言论，但是当他离开法国回到印度的时候，他仍然诚挚地用种种方法去帮助甘地。直至1921年10月发表宣言，才宣布他们两人正式破裂。泰戈尔在《诉之于真理》一文的开端还是赞颂了甘地。而且他的这种赞颂的言辞还是在一般称赞中最美丽的。

　　甘地对泰戈尔的态度是很诚爱的，即使在他们不和睦的时候，也没有变更。人们觉得甘地很不愿意和泰戈尔辩驳，他的朋友有的在他面前背述泰戈尔私下说的话，甘地总是制止他们说话，并说他应当如何感激泰戈尔，和如何辜负了泰戈尔。

　　在1922年2月9日，甘地在发表的文中叙述了他和泰戈尔的长久的友谊，他是泰戈尔在圣提尼克丹家的常客，他也把泰戈尔的家视为他的隐休之所。

　　当他在英国的时候，他的儿子都住在那里。但是他俩中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更加深刻了。从1920年泰戈尔对甘地以其盈余之爱和信念去从事政治的时候，开始已表示不满。甘地涉身于政治舞台，是不是他欣然愿意做的事，长期没有定论。但是当提拉克逝世的时候，印度便没有政治的领袖，而不能不有一人补上去。

　　这正如甘地所说的：

　　“假如我像是参加政治了，这便是单纯地因为今天的政治盘绕着我们，正如大蛇盘身一样，无论我们如何挣扎，终是解脱不了的，但是我还要和蛇争斗我正在设法使宗教参入于政治。”

　　但是泰戈尔仍然对甘地抱有遗憾。他在1920年9月7日所写的文章中曾说：“我们需要麻哈德麻·甘地所代表的道德的力量，而在这世界上，只有他能代表这一力量。这种贵重的宝库，负有以‘灵火使死人复活’的使命，可惜它竟投弃于脆弱的政治的航船上，任冲碰激昂的情欲之波不绝地打击，这真是印度的极大的不幸。徒把精神上的财富，用于抽象上的道德真理所认为无价值的问题，诚是应当惋惜的。我们如把道德上的力量变为武力，则我们更是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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