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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积极的自我形象应付了不利环境

　　积极的自我形象是走出贫民窟、危机和不幸童年的门票。女性幻想家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奥普拉·温弗雷、简·芳达、艾恩·兰达、莉莲·弗农、玛丽亚·卡拉斯、玛丽·凯·阿什、哥达·梅和艾斯蒂·劳达都克服了贫困的环境或巨大的悲痛来达到成功的顶峰。她们早年生活环境并非如媒介所描绘的如同田园诗般美好。哥达·梅和艾恩·兰达都自年幼时便在俄国革命时不断地与死亡抗争；丽莎·克莱伯恩和莉莲·弗农都是逃脱纳粹恐怖魔掌，以落魄的移民身份分别来到新奥尔良和纽约；玛丽亚·卡拉斯从受战争蹂躏的希腊的饥饿线上挣扎过来；玛格丽特·撒切尔少年时代在二战炮火袭击的英格兰幸免于难。这些妇女都从年少时所失去的和所遭受的危机中学到了东西，并以此作为鞭策动力，她们能将不利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以构建伸缩自如的自尊。她们早年的经历给她们留下了惊吓，但纯粹是生理上的，她们受伤的零件在伤口愈合后更为强健，她们克眼早年的悲剧，通过将需求升华为积极的内在能量，来达到她们各自领域的顶峰。

　　帮助她们克眼早年不幸的一个因素是内在对自己强烈的信任。犹太人经常教导他们的孩子树立强大的自我形象，不断警告他们是伟大而强盛的，他们由此臭名远扬（这些妇女中有六人至少有一位犹太父母）。甚至那些没有犹太父母的，其父母也沿用犹太人的传统，灌输自己的孩子树立无所不能的自我形象，她们被宠爱，受崇拜，并不断被灌输自己是伟大、不凡、聪明，而又美丽的，超过其他人，这种说教构造了有弹性的自尊，帮助她们克眼早期的不幸与灾难。大多数女性以后承认她们那时便相信，长大后会不平凡。

　　她们中许多人儿时在学校被认为早熟或比别的孩子聪明。奥普拉·温弗雷，琳达·沃切纳，艾恩·兰达，麦当娜和简·芳达承认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她们知道自己比朋友们更聪明，更有才能，这一自我认识赋予她们在学校和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更大更高的成就，也强化了她们的自我形象，她们相信自己不同寻常并以此行事。心理学家近期发现我们“成为自己所想”，“想象变成现实”。她们以精神优越感行事，从而激励她们攀行。

　　这些妇女往往对自己的卑弱和不安进行过度补偿（弗洛依德的术语是升华）。强大的个体由不安和超成就所驱动，来平息内心的恐惧。她们中许多人是与众不同的，这在她们很早的生活中就定势以“不同”观点作为积极的品格，而非不利因素；因而，当同伴告知自己与众不同，只会成为她们自尊强化的积极因素，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与众不同作为一种财富，而绝非负担，以此来强固自我形象。

　　不利的自尊和风险躲避

　　与乐观自信相反，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个不幸的聪明孩子，她的乌托邦梦境常常被自卑斯否定。躲避风险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去尝试和品尝失败，去经历崭新的未知世界，而是固执己见地让孩子遵从严格的清规戒律，这样的父母用自己的信条、传统的好坏错对道德标准灌教孩子，对这些父母而言，任何与自己信仰不同的都是坏东西，所有对政治信仰的反对都是奇思怪念，独立思索是不可接受并要受到惩罚的。如此环境与任何创造性努力真是大相径庭。

　　《否定想法奢侈品》（1992）一书是任何想成为创造幻想家的人的理想哲学。反面形象阻碍创造力，容易产生微观视野个性类型，而积极的宏观幻想视野是伟大的创造努力的关键。反面形象制造出将信仰体系建筑在遵从已有清规戒律的条文上，憎恨“变化”和“新事物”，或“未知体”；相反地，正面形象能创造出伟大的创造者和革新派，崇拜变化和新事物，未知体。反面教员教人们如何不破坏常规，而正面教员经常摘取打破常规的禁果。

　　Wal－Mart连锁超市的创立者塞姆·沃尔顿在自传中提到，他的成功立足于打破常规，他说道：“我经商的第一准则是‘打破常规’”。创造者往往打破常规，因为获得反对偶像崇拜者的声名。独立不逊是种打破常规的刃器。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麦当娜，莉莲·弗农，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哥这·梅，奥普拉·温弗雷和艾斯蒂·劳达是第一次序的破规者，麦当娜则是这群破规者中精华人物，她生活在被承认的边缘上，令公司要员、经理和主任们眼花涂乱，则是因为他们从未敢违背社会常规。甚至被传统裹缠着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打破规则，在她英国首相任期中，她常发问，“他是我们的人吗”？——即撒切尔主义及信条的信奉者——每当接纳新员入党都是如此，这便是她特定的避免采用不是她队伍之列的风险躲避者人物的方法，她是创造型领袖的个性化身，用一种积极的自尊对付她的反对者，不愿将任何时间花在任何不愿将果园建筑在她信条上的人身上。

　　直觉和自我形象

　　创造天才的共同品格是独立性、高度自尊、反叛精神、自大狂、爱冒风险、不妥协和众望所归的领导才能。所有这些品格都建立在坚定不移的自我形象之上，事实上，伟大领袖的自尊和形象近乎傲慢，而没有它，他们则毫无建树。特蕾莎·艾米比尔在《成长创造》（1989）中发现：“如若没有内在火花，则不可能有创造活动。”她说道：“内在的动机”是创造的情绪，所有创造源自内有，而不是来自绝无”。正如精神分析家安东尼·斯托在《创造的动力学》（1993）中描述的过程：“创造者习惯于在他们有意识决定的源泉之外绘就其灵感的独立性。”他发现强烈的直觉是爱因斯坦、达尔文、莫扎特和德彪西的驱动力，他说：“创造者极容易走进内部世界，”正是在这一内部世界中，创造天才们找到了灵感。

　　爱因斯坦是运用内在思维创立崭新理论的极佳范例，他纯粹通过直觉思维过程创立了相对论，然后等待科学界通过观察和实验证实他的理论，这又花了15年时间，他说，“理论能通过实验加以证实，但从实验通往理论的路径是没有的。”直觉研究者丹尼尔·卡蓬在著名杂志《今日心理学》（1993·4）中讨论“直觉的分析”，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斯·波林，洛德·艾德里安和乔纳斯·索尔克证实同样结论，他们告诉他，“我们在演算之前便已知道答案。”安东尼·斯托在《创造动力学》中讲道：

　　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促进了幻想者对内在世界的开拓，……敏感，早
　　熟、拥有优于一般装置的神经系统的天才儿童……，受到婴儿时全部经历
　　的影响最深刻，最有可能“深植”。

　　直觉和“内知”对创造过程至关重要。丹尼尔·卡蓬确定了我们的想法，认为直觉来源于潜意识，是“人类智慧的主要部分”，他说道：“创造艺术家一直知道创造的摇篮是直觉，”所以，所有创造活动来自潜意识，他进一步认为“直觉关系到生物体的存活”，因为它是“生物体祖先的本能制成品；由此非条件反映变成条件性的，并组织成所谓的直觉适应性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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