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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生活

　　那些为事业牺牲个人生活的女性有麦当娜，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其中麦当娜和奥普拉并不跟着不变的生物时钟运转，奥普拉已年近40，麦当娜在80年代末与西潘有多次调解，答应少工作，生个孩子，然而，当表演迪克·特雷西中气喘吁吁的女孩机会来临时，麦当娜不仅将许诺抛在了脑后，而且与沃伦·比蒂发生了关系，再婚也就成了泡影。她牺牲母亲天性去追求事业，在她通往顶峰的途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麦当娜的一位朋友梅琳达·科珀说：“在她体内没有一份母性血骨”，并说麦当娜在这过程中至少有过三次人流。

　　琳达·沃切纳从没打算要孩子，但觉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年近40中旬时她说：“我真的喜欢有个孩子”。但承认事业总是居先，“我想我是根本没有时间生养孩子，而且会以通常有的男子沙文主义行为来处理事情”。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总感到年轻时应该结婚生孩子，她觉得应该结婚以使自己觉到生活完整，但她内省性反思道：“我不断地认为我确实应该结婚，但不是现在。”斯坦内姆从事着一项又一项的女权主义事业，直到最后超过了结婚生育的生理年龄。1984年她用自己的婚姻状况作为平等权力修正案通过的动力，发誓说：“我要等修改案通过后再结婚”。它没有通过，格洛莉亚在年满60时还单身一人，而自嘲地将目前的状况称为是：“我不再能迷住别人了。”

　　奥普拉·温弗雷与有孩子的斯泰德曼·格兰汉姆订婚并生活在一起，她一直潜意识地推迟婚期，现在已近生孩子困难年龄，难道这是个放弃母亲权力的无意选择吗？到1994年1月29日，她已40岁，而自1986年以来一直与斯泰德曼难分难舍。尽管她事业达到佳境，但温弗雷对结婚和生孩子的迟疑，使她失去了多年具有男性伴侣的生活及可能降生的孩子。她在1993年告诉《红色书籍》“她不能与斯泰德曼结婚，因为她无法把他——或任何人——置于自己的事业前面”，温弗雷作为完美的谈活节目女主持的杰出成功是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的。她常常为生孩子之事犹豫，这可以从下述引用1991年《好管家》一书中的话得以反映：

　　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吗？有时候是的，我想有那种经历，有时我必须
　　承认有个孩子并不那么令人唉声叹气。也许我会害怕，养育孩子是件严肃
　　的事情，你必须心理成熟而有责任心，但我在说这些话时，我不能保证做
　　到这些，至少目前还无法做到。

　　玛丽亚·卡拉斯像琳达·沃切纳一样，与一个比自己大许多（事实上大27岁）的人结婚，为什么？原因之一是深重的不安全感，需要有个年长而有经验的导师领导和指引她，她的传记作者常将卡拉斯描绘成一个“孩子气的妇女”，由此反映出她选择年纪大的伴侣的原因。贝蒂斯塔·梅涅根尼成为她的指导、老师、爱人和经纪人。卡拉斯需要不断的公众吹捧来满足深重的不安感，她的丈夫，贝蒂斯塔成为平息她内在烈火，满足她安全需要的重要因素，贝蒂斯塔的宠爱和指导平息了她基本不安感和发疯的郁闷天性，让她得以牺牲孩子而成全事业。（梅涅根尼，1982，斯坦辛那伯拉斯，1981）

　　以后卡拉斯遇见了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她那长期压抑的母性需求和浪漫气质立即复苏，她为阿里放弃事业、丈夫及一切，令她高兴的是他同意结婚和有个孩子，但随后又背弃了许诺。当1966年意外怀孕，有了“阿里斯托的”孩子时，他命令她作流产，她受到的打击沉重但还是默忍了，并为自己解释理由说：“我怕失去阿里斯托”（斯坦涅考夫，1987），她随后在巴黎的公寓中以两个摇篮作为假想的孩子。

　　艾恩·兰达从来没有时间要孩子，所有一切都服从写作需要，兰达不计较其他一切，以及她未曾有过的母亲角色。她理智到极点，与南森尼尔·布兰登保持了达15年之久的精神恋爱关系，艾恩告诉她的丈夫和布兰登的妻子，他们的关系是种精神上、知识上的关系，不包含任何情感冲动。兰达的坦诚和理智是令人称羡的品格，但却没有留下做母亲的余地。兰达愿意牺牲生活中的一切来补偿写作生活，以及主观主义哲学思想。

　　创造幻想家的丈夫们

　　有权势的妇女往往习惯于在婚姻生活中像男人般地起主导作用。女幻想家——根据十三位女主人公的事例——倾向类似于以有权势男子们惯用的方法来处理伴侣关系，这些女领袖的丈夫常常像典型的女性“花瓶”似地成为陪衬。杰出领袖的女伴常常被报界描绘成她们负有盛名的伴侣的镜子（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当今社会的例外）。事实上，弗兰西斯·里尔在她与诺曼·里尔分离时，戏称自己常被当作“某人之妻”，她感到自己处于严重的屈从性地位，甚至感到里尔的离婚补偿费是对她屈从地位的赔偿。这些妇女在处理伴侣关系中的态度与男人没多大区别，有权势的男女都操纵她们落在后面的伴侣。

　　凯瑟琳大帝不仅鄙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而且谋害了他，根据英国当时驻俄大使的说法，她花了相当于15亿美元的钱保持与年轻随从的关系。玛格丽特·米德在三次与有权势男人的婚姻中保持强烈的独立，坚持保留自己的姓（这种举止在二、三十年代并不流行）。米德在22岁时与鲁塞·克里斯曼结婚时保留自己的姓——米德，并自信地声称：“我不久会成名”，她又结婚两次，每次都保留自己的姓，即使与世界著名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结婚时也不例外。

　　弗兰西丝·里尔两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利尔伯，将里尔放在自己姓氏之后，她又不理会逻辑和女权主义者的思维，在80年代中期用她前任丈夫的姓作为《里尔》杂志的名字。自从走出“某人妻子”的角色，里尔自认为是个有力量的妇女，她声称：“我有多种理由成为男人”。芭芭拉·沃特斯是对此书作研究的另一女性幻想家，她也在三次婚姻中保留了姓氏——沃特斯，每次丈夫都在相互关系中被怠慢（奥本汉姆，1990）。莉莲·弗农在最后一次（第三次）婚姻中才改姓，以此来命名公司，弗农早就是她那世界著名的莉莲·弗农目录册公司的标志品牌，将引来作为自己与凯兹或她的姓麦那斯基的联系。

　　艾恩（罗森鲍姆）·兰达保留“自己名字，尽管这是取自打印逻辑的假名字。人人都知道弗兰西丝·里尔的世界著名的丈夫诺曼·里尔，然而谁是艾恩的丈夫呢？他是忠诚如一而通情达理的弗兰克·奥考纳，充其量只是男人般自治的妻子的花瓶人物。她是个年轻的俄罗斯移民，写作新手和临时女招待，她不得不结婚以获得美国签证成为美国居民。这婚姻维持终生，弗兰克最终成为她长期的编辑和校对，这是英俊有才华的男人无法想象的角色。

　　简·芳达在三次婚姻中也保留自己的姓，这是一个更家喻户晓的姓，除了她新任丈夫泰德·特纳是例外。她利用这些男人来填补精神上对父亲人物的需要，但她从未丧失个性，以其无与伦比的方式，芳达在每次婚姻关系中却成为主导人物。

　　莫里斯·梅尔森是哥达·梅的终身伴侣，在她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中无足轻重。梅的传记作者雷夫·马丁描述她的丈夫形象说：“莫里斯与哥迪亚的生活力相比简直无足轻重”，他说：“哥达是宫殿的操纵者”，他们婚姻中主导／眼从关系在婚后不久便显露，梅单方面决定居住生活到以色列进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邀请她丈夫共同迁居异国他乡，她与莫里斯挑明，如果他拒绝同行，她会单身前往。

　　丹尼斯·撒切尔同样是个没名气的丈夫，而荣幸地有位使用其姓的的妻子，他是她事业中无形的力量，而又是她成功无关紧要的因素；他只是在需要时露面，作为正规场合的一件必备摆设。同样地，乔·劳达如果没和化妆皇后艾斯蒂·劳达联姻，不可能在美国企业界成为认可的名字。谁又是歌剧明显玛丽亚·卡拉斯的丈夫呢？人人都在谈论她与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20年的罗曼关系，而且一直维持到他与杰奎琳·肯尼迪结婚后。

　　做了卡拉斯10年丈夫的贝蒂斯塔·梅内吉尼是意大利的工业巨头，但只是变幻无常的歌剧女主角的一个台阶，她利用他，而在充满魅力的奥纳西斯登场后又抛弃了他。琳达·沃切纳结婚过一次，在她导师般丈夫1983年去世后没有再婚，原因之一是她所处的位置，她的事业比个人生活更重要，1990年她告诉《世界主义》杂志：“我想再结婚，但遇到一个能明白我以生意为第一需要的人，实在大难”。她难以找到合适伴侣的另一个原因是她那颇具威摄力的个性，她的权力欲。沃切纳不喜欢与软弱的人相处，她那压倒一切的气势使人难以开口，她让大多数男雇员望而生畏，在婚姻关系中无疑是个卸下武装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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