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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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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事业两分法 艾恩·兰达于20年代与一位艰苦奋斗的演员弗兰克·奥考纳结婚，“因为他是如此英俊”，他是她潜意识中深深崇拜的那种主人公形象的体现，她希望生活在主人公周围，而奥考纳是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好莱坞人物。他比她大6岁，婚姻使她轻而易举地得到永久签证，并在1931年成为正式公民，她后来说，她举行了枪声下的婚礼，山姆大叔正持枪以待。奥考纳成为她终生的编辑和知音，尽管她到50年代中已与内森尼尔·布兰登保持了13年的恋情。 在布兰登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加拿大籍学生时，他被《本源》迷住了，兰达成为他的老师，布兰登崇拜兰达，他们俩关系越来越密切，1954年，这种师生关系演变成感情上和实质上的恋情。据内森尼尔的妻子芭芭拉·布兰登说，兰达这位彻底的理性思维女性，请布兰登妻子和他一起出面，以对这一感情危机作出一个理性而明智的决定，兰达说服他们相信这种恋情是哲学上所谓的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理性相悦型性欲交流”。布兰登比兰达小25岁，他崇拜她，是她作品和哲学的忠实信徒，兰达把他俩的恋情看作两个同源灵魂的性释放，更确切地说，是她即将完成小说《阿特拉斯耸肩》的一种隐喻场景，艾恩是黛格尼·泰格特，而内森尼尔是约翰·戈特，他们的幻想将在资本主义的心脏——曼哈顿中以真实的生活演绎出来。内森尼尔的妻子对传记作家谈起兰达：“艾恩从不喜欢生活于现实或爱上现实，这在艾恩的梦想世界中是一个危险或怪诞，甚至与布兰登发生关系时也不例外”。 布兰登成为兰达的恋人、知己和主观主义哲学衣钵的继承人，他毕生致力于传播这一信条。他创办《主观主义者简报》，进行世界范围的哲学交流，他出版《艾恩·兰达书信集》，阐述资本主义，布兰登是传播主观主义哲学的最重要人物，这一思想最后成为意志自由主义政党的纲领。1958年，布兰登爱上了一位更年轻的妇女，准备理智地与兰达分手，她那时已63岁，而他只有38岁，而兰达把他的这种拒绝看作对真理的否定，潜意识中，她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她年龄引起的。兰达愤愤不平，再也没和布兰登说过一句话。 兰达的事业优先于她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她从没考虑要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她把生育年龄全部用于完成她毕生的梦想，写作本源。不久，到了1946年，她写了《谁是约翰·戈特？》——她那时已41岁——她一刻不停地完成这一挑战。弗兰克·奥考纳是她的支持，追随她走在这条生活道路上。艾恩·兰达牺牲一切实现儿童时梦想：她的俄国家庭，她丈夫和她的母亲天性。她会说这是个很小的代价，因为她已实现了童年的野心，创造出在文学和哲学世界中将流芳百世的精典作品中的“超人”形象。 生活危机 在9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兰达一家几乎丧命于入侵德国军队魔爪下，兰达深受打击。3年以后，她12岁，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推进，混乱变成一场灾难，攫取了父亲的生意，举家离乡背井，从圣彼得堡逃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奥迪莎，在旅途中，他们险遭半路抢劫匪徒的毒手。全家3年后又回到圣彼得堡，却发现共产主义者的专政铁拳已掌握了所有商业和工业，全家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在布尔什维克专政下，他们靠过去储蓄度日。共产主义者的口号“人人必须为国家”印入这位早熟少年的心灵，她从这一时刻起便发誓要向世界显示“国家应该为人人”，而不是倒过来。像哥达·梅一样，兰达从来没忘记自己生活中这一恐怖的场景。心理学家最近已发现在危机型环境中会发生超级学习，在这种状态下人处于昏迷的状态。看来这些早年危机，使兰达将所有恐怖事件与共产主义相联系，推动她毕生致力于摧毁将任何事置于国家控制之中。她后来说：“我开始明白政治是一个道德事件，我反对任何政府任何社会、任何权力将任何事情强加在任何人头上”。 兰达是个“极其孤独的少年”，生活很不快活，她是个严肃庄重的孩子，对豪侠奇士冒险壮举感兴趣。她不喜欢母亲，尽管是她为她弄好去美国的签证。她崇拜父亲，但与他又不亲近，因为他常常不在，起先由于生意奔波，后来又是逃避俄国革命。兰达的内省质气使她到书本中寻找想像的天堂，维克多·雨果是她的偶像，其次是妥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为兰达提供能逃遁到更美好世界中去的想像的主人公。兰达最后于1926年逃到了美国，当在艾丽丝鸟下船，望着雄伟大都市中的摩天大楼，她说：“这是我生活中崇拜的一切事情的标志”。 宏观的视野和直觉成功 兰达的宏观视野和直觉思维个性使她取得巨大成就。她用自己几乎不会讲的语言写出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史诗小说，她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是因为她从没有丢失童年的目标，致力于将英雄变成社会中伟大的哲学代言人，哈沃德·洛克成为个人主义的完美代表，约翰·戈特则代表着理性。用兰达的话说：“《阿特拉斯耸肩》是悬念故事，不是关于谋杀人命的悬案，是关于人的精神的谋杀——重生”。兰达认为《本源》的基础是“理想的人物”。她的气质赋予她看重生活中可能性和机遇的力量，这使她鄙视任何形式的否定成份，尤其是与利他主义、享乐主义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平淡无奇。兰达对于英雄和超越生活人物的想往，不仅来源于童年生活，也与她生活的宏观视野有关，她常以整体观看待世界，以创建性作为正确的核心。冒风险和革新是她的偶像，这在《阿特拉斯耸》中的约翰·戈特的论文中有简洁明确的表述： 在任何理性努力领域中创造新观念的人——发现新知识的人——永远 是人类文明的慈善家。……与他所耗费的精神能量相比，那些创造新发明 的人只得到了极小部分的物质回报，不管他赢得了多少财富，赢得了多少 钱财，都是微不足道的回报。 这段话是对非凡的创业、创造和和革新活动在哲学上和人格上的阐述，兰达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与她的哲学信条相一致，都从以下这句话中概括出来：“我断言，任何将成功称为幸运的人，从来不曾有所成就，也不具备一丝一毫成就所必需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这句话是直觉思维型，以宏观右脑方式看待生活者的本质，这种精神气质是所有伟大成就所必备的，对生活中所有伟大成就者，无论男女都是关键因素。 小结 艾恩·兰达引起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嘲笑和厌恶，她深切感到世界是“黑白分明，不是灰色——非善即恶——也不存在什么判断标准，决定你选择你知道是恶的东西”。调和从不出现在她的词语中。哲学家喜欢她或憎恨她，而大多数人从不接受她的观点。文学界从不曾承认她，但她书的销量超过那些否认她的权威们。当然没有人会以冷漠的态度谈到兰达。这位创业界的完美代表“对长达2500年的文化传统提出了挑战”，结果必然引起大多数宗教、政治体制和经济观念的震荡不安。一兰达深信个人冒风险的自由，是那些乐于冒险改变现存事态方法的人的代表。这就是创造天才、创业和革新活动的本质，艾恩·兰达是取得这些领域成就所需要的哲学观和气质的精髓代表。 兰达于1982年3月8日在她热爱的纽约市去世。《纽约时代》写道：“艾恩·兰达躺在她自己选择的标志旁边——一个六英尺大的美元符号”。如果兰达多活8年，便能目睹可恶的柏林墙的倒塌，共产党在俄国的消亡，他的受启发的自私由此将能完全实现。艾恩·兰达注定成为历史上资本主义体制哲学的最强音，不亚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作用，她的《阿特拉斯耸肩》也会与马克思的截然不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共产党宣言》相媲美。 艾恩·兰达是个完美的“创造天才”，她模仿自己的偶像凯瑟琳大帝，她在小时候说：“我觉得我就像凯瑟琳”。在55岁时，她说：“你听着，我仍然在等待这一天”，取得凯瑟琳一样的成就。我相信，历史也会对艾恩·兰达作出不亚于凯瑟琳的评价，她是真正伟大的俄国女性，勇于改变世界，并有胆魄走出这一步去实现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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